第二章 漢匈戰爭與騎兵沖擊戰術的肇端
戰國末到西漢初是中原騎兵發展的第一階段，在此期間中原騎兵照搬了遊牧族的“騎射”戰術，同時結合中原以步兵為主力的特點，由騎兵承擔偵察、警戒、破襲軟目標等輔助性任務，形成步兵為主、騎兵為輔的格局。但在西漢對匈奴的遠征中，漢軍步兵難以派上用場，只能以騎兵為主力。為對抗騎射技術高超的匈奴騎兵，漢軍騎兵開始嘗試進行沖擊作戰，由此開始了騎兵戰術的重大轉型。
常彧已注意到，漢代畫像石中有沖擊、騎射兩種職能的騎兵並存，他結合西方戰史研究了兩種騎兵的特點。[1]但對於漢代騎兵究竟何時及為何采取新型的沖擊戰術，目前尚未有深入研究，本章就這個問題進行論述。
第一節 漢軍與匈奴的戰術區別及社會背景
從戰國到漢初的戰爭主體都是中原政權，作戰雙方的兵種、戰術手段、作戰思想、後勤保障和戰爭動員形式都基本相同。本書將這種戰爭統稱為“同態戰爭”，此時“同態戰爭”的基本特點是：
（一）兵種戰術方面：以步兵為主力、車騎兵為輔助；
（二）後勤與動員方面：在後方向編戶農民征收糧賦，轉運到前線維持戰爭；
（三）作戰思想方面：徹底消滅敵方兵力、統帥及政權，占有其土地和民眾。
《六韜》全書反映的正是這種同態戰爭模式。西漢建立後，中原地區實現了統一與和平，這種“同態戰爭”趨於消失。但幾乎同時，北方草原的匈奴族崛起。秦王朝時蒙恬北征占領河南地（河套地區），導致當時的匈奴族單於頭曼“不勝秦，北徙”，後又乘秦末戰亂、邊防內斂之機南遷到河套內。其時正當劉邦項羽戰爭方酣，中原無暇北顧，頭曼之子冒頓殺父奪權，四出征伐，迅速控制了從遼東綿延到河西、西域的廣大地域，中原周邊的遊牧族、半遊牧族如東胡、林胡、樓煩、白羊、西戎等都融匯到匈奴人當中，個別民族如大月氏、烏孫則被迫遷徙遠遁。這是中國北方草原的第一個統一的遊牧族王朝，幾乎與劉邦漢王朝同步建立。
中原與草原王朝的初次相識以戰爭為開端。漢朝的開創者們能參照的，還是戰國末期、秦王朝對遊牧族攘外開邊、分而治之的局面；冒頓單於靠騎射吞並諸多遊牧族之後，也在想用同樣的方式占領漢地。
雙方間首次大戰由韓王信叛漢投靠匈奴引發。首先，匈奴騎兵在晉陽城下與灌嬰、公孫賀率領的漢車騎部隊遭遇，在汾河谷地遭受了一系列挫敗，遂撤回代北草地（也可能是遊牧族傳統的佯敗和誘敵深入戰術）。劉邦率車騎兵快速追擊到平城，卻被匈奴騎兵主力圍困在白登山長達七天之久，但匈奴也未貿然進攻，雙方最終通過外交手段罷兵。此戰之中，匈奴騎兵極大的機動性和不可捉摸性，給漢軍帶來了全新的觀念沖擊：敵一旦撤退就難以捕捉；漢軍正在追擊搜尋之際，敵主力卻突然出現實施合圍。另外，代北嚴寒的冬天漢軍也難以適應，追擊過程中有二三成士兵被凍掉了手指、腳趾。[2]
但對匈奴來說，漢軍也是一個全新的、棘手的敵人。以往史家多站在劉邦漢朝的角度，認為白登被圍、斷糧七天已經是不可忍受的挫敗，卻未能從匈奴人的角度設身處地考慮：在已經合圍漢軍的情況下，為何不能順勢將其全殲？答案可能在於漢軍習慣的密集步兵戰術：即使劉邦身邊的漢軍大多是車騎部隊，但面臨匈奴合圍時，他們也會采用步兵紮營、構築壁壘的做法防範敵軍突擊，用陣地戰抵消敵騎兵的機動優勢。習慣於馬上射箭的匈奴騎兵無法強攻漢軍的壁壘，加之漢步兵主力正在趕來救援。擅長騎兵偵察的匈奴人肯定掌握了漢援軍的動向，所以冒頓單於最終決定放劉邦等與其主力匯合，實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對匈奴騎兵來說，以步兵為主力的漢軍是看得見、追得上、圍得住，但就是咬不動、吃不下。雙方都遇到了缺乏前例可循的“異態戰爭”，都在尋求解決之道。
在戰術層面，中原的軍事家對於匈奴“非正規”的騎兵遊擊戰術並不陌生，因為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已是學習遊牧族戰術。劉邦等漢初君臣面臨的新問題，是冒頓單於剛剛建立了大一統的草原帝國，以往各遊牧族互相劫掠混戰的力量被整合起來，對中原形成強大的軍事威脅。要理解這一威脅，就不能只看到來自草原的胡人騎兵，還要深入了解遊牧民族的經濟形態、生活方式。
匈奴人兼營遊牧和狩獵以維持生計，“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3]，每個壯年男子都是天生的騎射戰士，所以草原地區雖然地廣人稀，總人口比農業地區少得多，但冒頓的匈奴帝國仍有“控弦之士三十余萬”[4]。在劉邦的白登之圍中，冒頓甚至集中了四十萬騎兵。但在這種“全民皆兵”盛況的另一面是，匈奴人並不能一直維持這樣龐大的戰鬥力。莊稼生長規律造成了農業社會季節性的農忙、農閑生產周期。草原畜牧業也有自身的季節性周期：每年冬末到春季是馬、牛、羊等各種牲畜集中產仔的季節，此時牧戶都忙於為生產中的母畜接羔，還要將畜群從越冬地趕往春夏季牧場，讓剛剛經歷過嚴冬、變得瘦弱的牲畜吃到新草。這時多數牧民勞動力都要在牧場勞作，無法從軍形成戰鬥力。只有到秋季之後，牲畜已經吃得肥壯，幼畜也基本長大，青壯年勞動力才能從牧場中脫身，集中起來聽從首領召喚。所以匈奴人舉兵的季節都在秋冬。《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習俗：“歲正月，諸長小會單於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5]參加正月和五月集會的都是“諸長”即部族首領，但秋天的大會就是所有牧戶都參加的盛大節日了。《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從這時到翌年初春才是真正的“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草原帝國處在動員程度最高、對外威脅最強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