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騎兵沖擊戰術的發展期（東漢到西晉）（第3/13頁）

在東漢中期，中原長期處在承平之中，北方的鮮卑、烏桓、北匈奴和西方的羌人時有叛亂，但漢廷主要靠征發邊地胡人騎兵平叛，具體戰術則不得而知。有時漢廷也調發內地士兵和馬匹參戰，但這些士兵平時不一定受過馬上戰鬥訓練，很可能是騎馬到達戰區後，仍下馬列隊以步兵戰術參戰。比如東漢安帝元初六年（119年）：

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28]

這裏的“積射士”是內地各郡提供的弓弩步兵，與西漢的“材官”同義，並沒有騎射的戰術訓練，馬應是為其代步之用。這種情況還可以聯想到漢武帝天漢二年（前99年），李陵帶領五千名弓箭步兵深入匈奴的戰例。當時漢軍戰馬緊缺，李陵求戰心切，遂步行深入匈奴。如果他們能夠獲得足夠的戰馬，應當也是做行軍代步之用。

第二節 漢末三國騎兵沖擊戰術的強化

騎兵將領的湧現

東漢靈帝死後，外戚何進試圖誅殺宦官，引起宮廷內戰，邊將董卓被招入洛陽，由此引發全面內戰，經歷二十余年軍閥割據混戰，方進入三國鼎立時期。這一過程和秦末、王莽末年的大戰亂基本相似，參戰各方兵種以步兵為主。但和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時期騎兵對步兵進行沖擊的戰術運用更為廣泛，已經取得了對步兵的技術優勢。騎兵從此不再是陸戰的輔助力量，職能也不再局限於戰術性的偵察、襲擾和追擊，而是成為和步兵一起決定陸戰勝負的主力兵種。

漢末到三國的戰爭中，伴隨騎兵成為陸戰主力的是一代名將的崛起，他們特別擅長騎馬沖擊作戰，經常沖殺在戰場第一線。回首此前的戰爭，我們很少能找到以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而著稱的將帥。因為在從戰國到東漢的戰爭中步兵都是戰鬥主力，將帥的主要職能是用旗鼓等方式指揮步兵方陣以適當的方式移動接敵，很少有機會親身投入到徒步的搏殺當中。而騎兵主要采用騎射戰術，騎兵軍官即使願意親自出擊（如李廣），也不會和敵軍直接交手肉搏。但當騎兵沖擊步兵的戰術廣泛采用後，將帥騎馬親自參戰的幾率就大大增加了。因為騎兵沖鋒速度快，高速奔馳的隊列不能沿用步兵的指揮方式，[29]所以騎兵統帥只能親自參與沖鋒，以便隨時指揮高速運動的部屬，普通騎兵則隨時觀察和追隨統帥的旗幟，以此實現騎兵部隊的統一行動。其實，這種高速集群作戰方式在春秋時期的車戰中已經非常普遍，因為高速戰車同樣需要統帥沖鋒在前，以身作則進行“示範式”的指揮。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春秋列國的君主、統帥頻頻出現在戰場搏殺的第一線，傷亡或者被俘的情況都不少見。六百余年之後，隨著戰馬再次成為戰場主角，這種場面又頻頻出現在三國戰場，歷史由此進入了另一個馬背上的“英雄時代”。

當然，並非漢末三國時期的所有軍事統帥（或者說割據勢力的軍閥）都是合格的騎兵軍官。他們大體分兩種情況：一種出身承平時期的文官系統，如曹操、袁紹、袁術、劉表等人，後來即使成為統帥也較少親自參加戰鬥；另一種則出自基層軍官，比如孫堅、呂布、公孫瓚、馬超等人，經常騎馬沖殺在戰場第一線。不過這也和個人風格有關，比如公孫瓚地位升高後就較少親自作戰，而孫策、孫權兄弟即使已經成為統帥或皇帝，也依舊保持著親自沖鋒陷陣的習慣。

漢末三國騎兵沖擊的戰例

為了便於沖擊作戰，東漢末騎兵的普遍裝備已經是長矛而不是戟。[30]內戰爆發前，公孫瓚與鮮卑騎兵的一次遭遇戰，可以讓人重溫漢軍騎兵與遊牧族激戰的場景：

瓚……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沖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31]

東漢末的大規模內戰中，騎兵將領之間的馬上肉搏戰也時有發生。比如呂布與董卓舊部郭汜的一場戰鬥，兩將約定單獨決戰：“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32]另一場決鬥發生在馬超和閻行之間，“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撾超項，幾殺之”[33]。值得注意的是，郭汜、馬超、閻行都是關西軍人：馬超是右扶風人，郭汜張掖人，閻行金城人，似乎這種騎士單打獨鬥的風氣在西部比較盛行。[34]

當時騎兵戰鬥更多發生在對步兵作戰中。和東漢初期相比，這一時期騎兵對步兵軍陣的威脅性更大，往往無須等待步兵軍陣出現松動，或者步陣沒有明顯的薄弱方面時，騎兵都會對步兵軍陣發起強行沖擊。如呂布到河北投奔袁紹後，一起進攻張燕武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