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騎兵的馬鐙戰術革命與北方民族政權轉型（第4/16頁）

至於馬鐙最早見諸史籍，學界一般認為是359年東晉豫州刺史謝尚事：“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31]然《太平禦覽》引此條作“橙”[32]，則謝萬當時所求未必是馬鐙，而可能是上馬時腳踩的木凳（這也是東晉名士舒緩風度的體現）。文獻中關於馬鐙的最早確切記載應是《太平禦覽》引《南燕錄》，在399年的慕容德南燕朝，王鑾“貫甲跨馬，不據鞍由鐙”[33]，即手不扶鞍、足不踩鐙而跳上馬背，這更反映出早期馬鐙作為上馬輔助工具的性質。

能否在更小的範圍內確定馬鐙的起源地？王鐵英認為東北地區的鮮卑人首先采用了馬鐙。[34]但通過上文可見，中國南方也有西晉時期的單馬鐙和東晉時期雙馬鐙陶俑，它們在時代上不晚於甚至早於東北地區的考古發現。限於目前的材料，尚難以做更深入的討論。德國考古學家馮·勒科克曾推測：“馬鐙或許起源於騎馬民族，他們想要騎乘時不那麽疲勞；或者起源於非騎馬民族，他們有必要快速掌握騎馬戰鬥的技能。”[35]這代表了思考馬鐙起源問題時的兩個切入點，而且技術的發展也未必是絕對單線的。

不過，我們可以嘗試總結中國馬鐙發明的脈絡：漢代騎兵采用沖擊戰術後，用戟或矛作戰需要加高馬鞍保持穩定；馬鞍變高後，上馬困難，導致長沙西晉墓陶俑三角形單馬鐙的出現；這種作為上馬輔助工具的單鐙，到十六國時進化為雙馬鐙，使騎兵擁有了比高馬鞍更能保障其穩定性的手段。至此騎兵沖擊戰術也完全定型，騎兵正式成為壓倒步兵的陸戰主力兵種。到隋唐時期以至今日，因為雙馬鐙早已普及，馬鞍的造型反而又變得較淺，因為馬鐙已經為騎手提供了足夠的穩定，不再需要過於高且笨重的鞍橋了。

從制造工藝的層面看，馬鐙本身並沒有任何“技術含量”，但它經歷了數百年的孕育過程。對於中世紀的西亞、歐洲，馬鐙是和騎兵沖擊戰術同步傳入的，所以西方史學界未能注意兩者間的先後關系，而只有從中國的文獻和考古材料中，才能梳理出這一發展脈絡。

以上是馬鞍、馬鐙的作用與器型層面變遷的研究。如果我們繼續追問，為什麽只有中國漢朝的士兵需要加高馬鞍並導致馬鐙的出現，難道其他民族和國家的騎兵就沒有這種需要？或者像C. S.古德裏奇提出的疑問，就是高馬鞍配合矛戟的戰術是否真正有效？因為如果這種戰術根本無效，我們很難想象，從兩漢到三國直到西晉的軍人們都愚蠢地保留著非常不便利的高馬鞍，好像高馬鞍的唯一作用就是呼喚馬鐙的出現。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探討中國騎兵在不同時期的軍事職能和地位，特別是中國古代騎兵面臨的與其他民族文化中的騎兵完全不同的戰爭目的和環境，以及由此決定的騎兵戰術手段，正是這種戰術需要導致了鞍具、鐙具的出現和變化。

馬槊的普及

4世紀初，沖擊作戰已經成為騎兵最主要的戰術，騎兵的武器也從戟進化為馬槊。從前引漢代文獻和畫像石、隨葬俑等文物看，兩漢時期騎兵的近戰沖擊武器主要是長戟（孝堂山、孫家村畫像石，武威雷台漢墓），到三國時代文獻中，騎兵使用長矛的記載已經比較多見。漢魏時習慣將長一丈八尺的長矛稱為“矟”或“槊”（皆音朔），[36]其長度約為今天4米左右。故從邏輯上講，槊本屬於矛，但只有較長的矛才能稱為槊。槊和戟相比，最大的區別就是取消了前部橫向的戈刃，從而專用於刺殺。[37]楊泓先生總結了馬矟取代戟的技術原因，認為是戟橫向的枝妨礙了穿透效果，造成戟對穿鎧甲敵人的殺傷力不如矛槊。他舉了《後漢書·董卓傳》中的記載：李肅用戟刺董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呂布隨之用矛刺殺了董卓，以此證明戟的刺殺效果不如矛槊。[38]這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細尋戟、矛、槊三者的區別，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即騎兵刺殺武器應當在保證穿透力的同時，還要滿足兩個因素：

一是避免對騎手形成太強大的反沖力。戟的橫刃頂撞到敵軍後，顯然會增加騎士落馬的危險。當然，騎士可以避免用很大的力量抓握兵器，就如林恩·懷特所言，不是將戟緊夾在腋下，而是靈活地抓握在手中，以便隨時可以脫手（孝堂山畫像石中的漢軍騎士似乎也有這種特征）。但這樣做的負面作用就是沖擊殺傷力降低，特別是對穿鎧甲的對手可能起不到足夠的殺傷效果。

二是避免兵器的長杆完全貫穿敵軍身體而難以拔出。對於高速奔馳的騎士來說，這樣也會帶來跌落馬背的危險，且無異於喪失了自己的兵器。這可以稱為武器刺中對手後的“停止作用”[39]。懷特在討論馬鐙騎兵的武器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