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騎兵的馬鐙戰術革命與北方民族政權轉型（第2/16頁）

懷特由此認為，自從查理·馬特的軍事改革之後，長矛和長劍等適合馬背作戰的武器逐漸取代了法蘭克人傳統的戰斧和標槍。[9]顧譯的“馬上白刃戰”懷特原文為“mounted shock combat”，本書則譯作“騎兵沖擊作戰”。因為按照德諾埃特和懷特的原意，在使用馬鐙之前，騎兵可以用手揮動矛進行刺殺（類似使用標槍），這種動作何嘗不能稱為“白刃戰”？“shock”此處的意義重點在於“沖擊”，即馬鐙騎士沖鋒時用腋下夾緊長矛，刺中對方後強大的反作用力又沿長矛傳遞回騎士，並由馬鐙傳導到戰馬身體上。由此騎士與戰馬共同發力與受力，成為一個整體。故“騎兵沖擊作戰”已經成為西方戰爭史研究的習語。[10]

中國的馬鐙考古

西方史學界對馬鐙意義的討論也在逐漸影響中國歷史學界。同時，考古材料證明，形制完備的馬鐙最早出現在中國，這也引起了中西方學者的討論。

在李約瑟1954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國的科技與文明》第六卷中，刊發了一幅東漢時武梁祠騎馬者畫像石的拓片，畫像中騎者腳下有清晰的馬鐙造型，馬鐙形制又極為成熟和“現代”：腳踩部分是舒適的踏板，而非出土早期馬鐙的簡單金屬環狀造型。該祠始建年代為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年），畫像出自清人馮雲鵬的金石拓片集《金石索》。[11]這給西方學者造成極大困惑，因為歐洲馬鐙普及的時間已經晚至公元8、9世紀，距離武梁祠的時間跨度太大，而且缺乏中間過渡期的考古材料。所以懷特對畫像的可靠性表示懷疑，但未舉出可靠證據。[12]

只有澄清了東漢時期並沒用馬鐙，才有可能梳理出馬鐙產生和發展的清晰脈絡。其實，武梁祠的督郵畫像本身並無馬鐙，因為馮雲鵬的時代尚無現代制版技術，其刊刻畫像，實為畫工對拓片的臨摹，改造發揮的余地很大，故畫工擅自增加馬鐙，且是形制比較晚近的踏板形馬鐙。[13]

但最早的馬鐙考古證據仍來自中國。1954年，西安草廠坡1號墓出土了一組鎧馬（披鎧甲的戰馬）陶俑，明確塑有馬鐙造型。早期文物工作者認為其時代是北朝，現在逐漸改為十六國。柳涵在1959年討論說：

有了完善的馬具，尤其是使用了鐙，就使人能夠更快的掌握熟練的騎術，更容易馴服和控制馬匹，並且使人騎在馬上較為舒服、穩固、省力，便於作更快的奔馳和長途行軍，也使許多戰術動作能順利進行。[14]

這是中國學者對馬鐙的軍事作用進行的較早論述。1950年代，長沙西晉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馬和人騎馬造型的陶俑，其中有四尊馬身的左側都塑有一個三角形馬鐙，但騎者的腳未在鐙中，所以發掘報告作者推測“是供上馬時踏足之用，騎上之後則不用鐙了”[15]。（見圖4）但中國學界當時對馬鐙在戰爭中的作用未產生足夠重視，並沒有系統總結馬鐙的發展與影響。

懷特著作在1962年出版，他當時尚未在考古發掘中發現早期馬鐙實物，只能根據石刻美術作品進行研究。懷特借鑒歐美東方學者的研究成果，總結了關於馬鐙出現和傳布的過程：

馬鐙最早出現在公元前2世紀的印度，最初是套在赤裸大腳趾上的繩套。由於氣候原因，它不可能向北傳播，但那些與印度接觸的赤腳的貴族們都接受了這種繩套馬鐙，東到菲律賓和帝汶島，西至埃塞俄比亞。在印度佛教文化波及東亞之際，這種馬鐙的核心觀念也隨之傳入中國。到公元5世紀時，穿鞋的中國人已經在使用整只腳踩踏的馬鐙。這種馬鐙使一種新的戰術，即用長矛作戰成為可能（不是必然）。……[16]

懷特的中國受印度影響而產生馬鐙的說法，至今只是一種缺乏考古依據的推測。在1970年代中國有多座出土墓葬陸續發現馬鐙實物、陶俑與壁畫。[17]真正意義的馬鐙最早在中國產生並普及，這個問題已經基本沒有疑義。楊泓於1977年發表的《騎兵和甲騎具裝》一文，[18]結合歷史文獻與出土馬具文物，討論了早期（秦漢）騎兵的作戰和裝備問題。他認為最早的馬鐙是長沙西晉墓供上馬用的單馬鐙，到十六國、南北朝時，雙馬鐙逐漸普及。此後，針對陸續出土的馬鐙和馬具實物，楊泓又有兩篇補充性文章。[19]

那麽，到底馬鐙為何在中國而非在其他地方產生？僅就馬鐙本身無法解答這個問題，還要從馬具發展的總體情況進行考察。和馬鐙關系最緊密的馬具是馬鞍。因為馬鐙系在馬鞍兩側，騎者腳踩馬鐙的力量由馬鞍來承受，並傳遞給馬背。通過固定馬鞍的馬肚帶等索具，才使騎者和馬匹成為一個整體。如前章所述，東漢和三國騎兵沖擊步兵軍陣的戰術更為成熟、普遍。沖擊戰術需要騎士將自己盡可能地固定在馬背上，以抵抗刺殺敵人時的反沖力，早期騎手能夠采用的手段就是加高馬鞍，高聳起來的前後鞍橋為騎手提供了前後兩個方向的依托，能起到一定的穩定效果。所以自漢代開始，騎兵馬鞍的前後鞍橋越來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