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4—6世紀南北政權的騎兵建設與運用

在4—6世紀，騎兵戰術已經完全成熟定型，之後再未發生歷史性變化。但這並不意味著單調和千篇一律。這段時間裏，各政權之間及政權內部的戰爭異常頻繁，騎兵作戰的對象、環境都多種多樣。從自然環境看，既有北方草原戈壁，也有華北平原、山地，還有江南亞熱帶的水網叢林；從運用騎兵的主體看，既有正在中原化進程中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也有並非戰馬原產地的南方政權。所以該階段騎兵戰術和戰例更加豐富。加之時代愈晚近，保存至今的史料文獻也愈豐富，這三百年的史料密度也遠遠超過戰國秦漢時代。

第一節 十六國北朝政權的騎兵建設

北方政權的騎兵武裝

十六國北朝政權建立之初，都或多或少保留著傳統遊牧的部落組織形式及畜牧業生活方式，所以比較容易通過部落組織召集騎兵進行戰爭。[1]在占領漢地以後，這些政權往往結合漢地原有的世襲“軍戶”制度，將本民族戰士作為職業兵，以此維持傳統的騎兵戰鬥力。[2]但華北內地是傳統農業經濟區，並不適合發展畜牧業，十六國政權如果不能控制北方草原，就會逐漸受到戰馬供應不足的困擾。前趙劉曜曾下令無官職者不得乘馬，後趙石虎為了征集戰馬，強行沒收一切民間馬匹，數量達四萬匹。數年後，為了維持對東晉的戰爭，石虎又征調州郡官吏的馬一萬四千余匹補充軍隊。苻堅準備傾國攻滅東晉，也將其境內所有公、私馬匹全部征用。[3]北方政權往往采取中原王朝傳統的官營畜牧業為騎兵提供戰馬。由於史書文獻中這方面材料較少，只能通過個別史料進行窺測。比如前秦苻堅統一北方後，在其建都的關中附近建設了規模巨大的馬牧場，被征服的姚姓羌人、前燕慕容鮮卑都在這些牧場裏充當牧奴。當苻堅在淝水之戰慘敗後，這些人揭竿而起，牧場恰好為他們提供了充足的戰馬。這也成為前秦迅速瓦解的重要原因。[4]再如拓跋北魏政權，當他們還生活在塞外時，過的是傳統部落遊牧生活，每年七月各部落聚會雲中，東西二百裏、南北百余裏的山間盆地中盡是馬匹，時人概算為“控弦之士數十萬，馬百萬匹”[5]。但在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與南齊政權頻年戰爭，代北的馬場已經過於遙遠，孝文帝便命令宇文福在洛陽北郊的黃河兩岸規劃出千裏之地為馬場，將代北馬匹牲畜遷移其中。[6]在東魏朝，高歡以丞相之職掌握朝政，其丞相府中設騎兵曹和騎兵參軍，管理東魏的全部軍馬飼養、調配事務。在高歡之子高洋代東魏建北齊後，原丞相府騎兵曹並未像其他曹一樣劃歸尚書省管轄，而是成為和尚書省並列的騎兵省，單獨設置省主，並且由皇帝親信的秘書人員（中書舍人或黃門侍郎）具體分管。[7]

除了在官牧場繁衍馬匹，北方政權還通過戰爭掠奪、互市交易等手段從邊疆的畜牧地區獲得戰馬。這和以往中原王朝與遊牧族的關系有相似之處。比如石勒剛稱趙王建立政權時就派石虎出征岍北的遊牧族，俘獲牛馬二十余萬頭。[8]吐谷渾降附於前秦後向其獻馬五千匹。[9]後秦姚萇從陜北胡人曹寅處獲得馬三千匹；[10]河西鮮卑杜崙一次就給姚興獻馬八千匹；[11]乞伏熾磐的西秦更從鮮卑提孤部獲得戎馬六萬匹之多。[12]到北魏朝，更經常從對柔然人的遠征中擄獲大量戰馬，以至當時每次出征柔然成功，北魏軍隊都“馬力有余”，使南方的劉宋朝感到巨大壓力。[13]北魏政權還經常直接從北方高車、鐵勒等族征調騎兵參加對柔然和南朝的戰爭。許多鐵勒和柔然部落甚至被舉族遷徙到內地州郡駐紮（參見本書第三編北魏部分）。

為了維持騎兵部隊的戰鬥力，十六國和北朝政權經常對騎兵進行演練。比如石虎在都城鄴城外建閱馬台，每月朔、晦登臨台上，親自用射響箭指揮騎兵訓練。[14]晦朔分別是每個月的最後一天和第一天，可以看作每月訓練一次，每次二天。北齊原本規定用圍獵方式訓練軍隊，“月別三圍”，主管騎兵省的唐邕認為過於頻繁勞累，請示減少為每月兩圍。[15]可惜當時對軍隊常備性訓練的記載較少，難以綜合討論。

北方軍隊的步騎兵比例

北方政權的開創者在起兵之初倚重的大都是部族騎兵。即使像石勒被略賣到外地為奴，脫離了原有部族關系，最初起兵時也是盜用官牧場中的馬匹，最初武裝集團的核心就是所謂“十八騎”[16]。但在中原地區輾轉作戰的過程中，北方政權會較快地組建步兵部隊配合騎兵作戰。這首先是因為步兵兵員廣泛，裝備成本極低，單兵戰鬥力雖然不如騎兵，但“性價比”要高得多；其次，騎兵部隊擅長奔襲和野戰，但難以勝任攻城、守城等作戰任務，這也需要步兵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