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騎兵的馬鐙戰術革命與北方民族政權轉型（第3/16頁）

楊泓根據八個戰國到唐代馬鞍具（有些包括馬鐙）的考古樣本，提出了馬鞍具從“坐墊”到“高馬鞍”的變化過程。[20]（見圖2）在武威雷台墓葬出土的銅馬、騎兵像，也有相對較高的馬鞍造型，但又不如西晉長沙墓陶俑和安陽十六國鮮卑墓馬鞍實物高（見圖3），屬於先秦漢初到兩晉之間的過渡類型，以往研究者將雷台墓斷定為東漢末期，最近又有學者提出當屬西晉墓葬。[21]本書認為，從馬鞍形制的變化過程來看，以東漢末期比較合理。美國學者顧傳習也指出了這種高馬鞍與沖擊戰術的關系：“……我懷疑，雷台這種包裹著騎手臀部的鞍頭和鞍尾形制，也是出於同樣原因發展起來的。換言之，即方便馬上的戰士使用矛或者戟；因為雷台銅像所用兵器正是矛和戟，並且鞍具也有此特色。”[22]但加高的馬鞍給騎手上馬造成很大不便，這正是馬鐙出現的誘因，即協助騎手上馬之用。根據3—4世紀的文獻和考古材料，基本可以勾勒這種技術手段的發展脈絡。

圖2 戰國到唐代的“馬鞍具演變示意圖”（楊泓：《中國古兵與美術考古論集》，第145頁）

圖3 武威雷台墓中的銅馬與騎士造型（《武威雷台漢墓》圖版三）

第二節 騎兵沖擊戰術的成熟：馬鐙與馬槊

從單馬鐙到雙馬鐙的歷程

在吳赤烏二年（239年），東吳交州牧呂岱平定一場叛亂，當時他年已八十，有人寫信恭維他：“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23]。從信件行文判斷，當時上馬應當有了某種輔助工具，可以幫助騎手“跨躡”，呂岱不服老而故意不用，才直接跳上馬背。[24]信中引用老年廉頗被甲上馬的典故，但戰國時代尚無單馬鐙，廉頗展示的只是一名普通騎手的必備技能，而呂岱是有輔助手段而不用，才引起了時人的驚異。聯系考古成果可以推測，在呂岱的三國時期，輔助騎士上馬的單馬鐙可能已經出現。

目前考古所見較早的單馬鐙造型，是西晉永寧二年（302年）長沙墓葬的隨葬馬俑，在呂岱平亂之後六十三年，其中有四尊陶馬俑的左側都塑有一個三角形馬鐙，騎者的腳也未在鐙中，所以發掘報告作者推測“是供上馬時踏足之用，騎上之後則不用鐙了”[25]。（見圖4）考古實物並不代表這種技術出現的最早年代，現在出土的也未必是制作最早的單鐙陶俑作品，這中間存在幾十年的時間差很正常。所以可以推測，在公元240年代的三國鼎立時期，用於輔助上馬的單馬鐙已開始運用。

圖4 長沙西晉墓的陶俑，高馬鞍和單馬鐙組合（《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圖版十一、十二）

從長沙西晉墓的陶俑可見，這個時期馬鞍的鞍橋極高，前後鞍橋之間非常狹窄。這種結構可以給騎手提供較穩定的依托，但確實也給上馬造成了極大不便。出土陶俑的單馬鐙都在馬體左側，人都習慣從馬匹左側上馬，這也可以旁證單馬鐙為輔助上馬的工具。呂岱所在的交州和出土陶馬的長沙都在長江以南，並非戰馬原產地和騎兵戰術普及之地，對這個現象可以用兩種截然相反的解釋：一說它們更能證明單馬鐙在整個中國文化圈的廣泛運用；也可以說，是對騎馬並不熟悉的地區首先發明了這種輔助上馬工具，然後才向其他地區擴散。由於出土材料尚比較有限，目前難以做出定論。

但可以確定的是：從三國後期到西晉時，正是高橋馬鞍與單馬鐙組合的盛行時期。[26]騎手在馳騁時將一只腳放在單馬鐙中，也可以獲得一些支撐。當騎手意識到這一點時，雙馬鐙便順理成章地出現並普及了。羅宗真先生對此的解釋非常有見地：“到魏晉南北朝時為了更好的騎坐穩當，馬鞍才前後起橋，鞍橋直立，稱‘兩橋垂直鞍’……到了這個時候，馬具中十分重要的一個部件，隨著高橋馬鞍的出現而產生，這就是鐙。”[27]

考古材料提供的雙馬鐙普及時代，也是4世紀的東晉十六國時。南京象山東晉墓7號墓出土一尊陶馬俑，“兩側有鐙”，應是雙馬鐙的較早代表。[28]1954年西安草場坡1號墓出土了一組鎧馬陶俑，明確塑有雙馬鐙造型，以前考古學者認為是北朝墓葬，現在逐漸改為十六國的前後秦時期。[29]至於較早的雙馬鐙實物，則是遼寧北票出土的北燕太平七年（415年）馮素弗墓。[30]

圖5 孝民屯十六國鮮卑墓中的馬具實物復原圖，高馬鞍和單馬鐙組合（《安陽孝民屯晉墓發掘報告》圖版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