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4—6世紀南北政權的騎兵建設與運用（第4/12頁）

拓跋燾這次大規模南征之後，北魏對劉宋邊境的小規模騎兵侵擾一直未曾停止，給劉宋造成很大壓力。如六年之後的456年，宋孝武帝“詔問群臣防禦之策”。詔旨主要關心的，就是如何對付北魏騎兵的這種襲掠，而孝武帝描述的困境和十幾年前何承天的陳述基本相同：

胡騎倏忽，抄暴無漸，出耕見虜，野粒資寇，比及少年，軍實無擬，江東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贍？……賊之所向，本無前謀，兵之所進，亦無定所。比歲戎戍，倉庫多虛，先事聚眾，則消費糧粟，敵至倉卒，又無以相應。[33]

可見北魏這種騎兵襲掠沒有特定的目標，也不以尋找宋軍主力會戰為目的，只是搶奪農田中的莊稼和農夫，可以看作一種特殊形式的“遊擊作戰”。它直接破壞了宋軍的軍糧征收和供應。而宋軍缺少騎兵難以做出反應，在邊境屯駐的步兵不僅難以捕獲敵軍主力，還要吃掉大量糧食，更墮入惡性循環的怪圈。對於孝武帝提出的這個問題，劉宋文武臣僚找不出合適的對策。

宋明帝泰始（465—471年）年間，北魏趁南方內戰之機占領淮河以北。而淮河以南河流、叢林較多，不便於騎兵奔馳，南方對騎兵襲掠的緊張才有所降低。但南朝一直注意北方騎兵在秋冬季節出擊的特點。比如劉宋末年，蕭道成擔心被殘暴的後廢帝（蒼梧王）殺掉，希望挑動北魏發動侵襲，從而使自己獲得駐防邊疆的任命。他囑托親信劉善明說，已到“秋風行起”的季節，如果在邊境稍微制造事端，吸引北魏軍入境報復，則可以獲得離京的機會。當蕭道成代宋建齊後，劉善明上書討論邊防問題，說“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還在警惕魏軍秋季的攻勢。[34]此時蕭道成之子、豫章王蕭嶷任荊、湘二州刺史，次年春，魏軍渡過淮河進攻壽春，騎兵向西南進犯南陽一帶，引起南方驚恐，但蕭嶷認為“虜入春夏，非動眾時”，即春夏不是北方騎兵活躍的季節，所以沒有進行大規模軍事動員，後來事實證明蕭嶷的判斷正確。[35]

史書中“鎧馬”的數量誤區

東晉十六國到南北朝時期，騎兵和戰馬都披鎧甲的具裝騎兵經常在戰爭中使用。這一時期的文獻中，對具裝騎兵的稱呼有“具裝馬”“鎧馬”“鎧騎”“鐵馬”“鐵騎”“甲騎”等等。[36]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稱呼很容易用作文學化的修辭，將沒有馬鎧的騎兵也稱為“鐵馬”等。

比如《魏書·姚興傳》載，後秦進攻河西的乞伏乾歸，“遂入枹罕，獲鎧馬六萬匹”[37]，似乎是俘獲了六萬匹披具裝鎧甲的戰馬。但以乞伏乾歸的國力和勢力範圍，不可能有這樣一支強大的騎兵武裝。《晉書·姚興載記》對此的記載是：“乾歸敗走，降其部眾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38]。以三萬六千名部眾，也不可能有六萬多匹具裝馬。其實這個人、馬比例是按從事遊牧的部落，所謂“鎧馬”，在這裏應該是“戰馬”的同義語，即可以用來披鎧甲作戰的馬匹。在兩漢和三國文獻關於草原遊牧民族的記載中，從未提及這些遊牧族使用具裝戰馬。這有其必然性。首先，馬具裝（馬鎧）的制造工藝和成本相對較高，單純草原民族的經濟形態，不容易支持。其次，如本書前文所述，草原遊牧民的習慣戰術是騎射，不願打近距離的沖擊肉搏戰，沉重的馬具裝也會降低戰馬的機動性。所以具裝戰馬都是在習慣沖擊戰術，且對手主要是步兵的情況下采用的。

十六國初期，石勒與幽州鮮卑段部騎兵作戰，“獲鎧馬五千匹”。後來伏擊劉琨率領的鮮卑騎兵，又“獲鎧馬萬匹”[39]，與石勒作戰的鮮卑人當時尚未建立漢化政權，恐怕難以大規模組建具裝騎兵部隊，這些“鎧馬”應當還是普通戰馬。同理，北魏末年，崔延伯、蕭寶夤平定關中的叛亂，有“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40]，數量也有誇大之嫌。

北魏道武帝進攻後燕時，長孫肥與四千名後燕步騎兵作戰，“獲鎧騎二百”[41]；太武帝與後秦姚興軍隊作戰，“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余級”[42]，這個數字不太誇張，而且後燕和後秦都是一定程度上已經漢化的政權，應當組建了具裝騎兵部隊，所以這兩處應該是真正的具裝騎兵。

在十六國南北朝時的文獻中，除了將沒有鎧甲的戰馬誤稱為“鐵馬”“鎧馬”，當時文獻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對真正的具裝騎兵並未進行明確指明。比如劉曜的前趙政權有一支近衛騎兵部隊：“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為親禦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沖之任”，在劉曜進攻河西張駿的戰爭中，這支親禦郎騎兵也參加了戰鬥。[43]但時間稍晚，東方石虎的後趙政權也有一支禁衛騎兵“雲騰黑槊”，或稱“黑槊龍驤”，史書只提及他們都持黑漆槊作戰，總數有五千人，也曾參加進攻河西政權，但卻未提及他們的戰馬是否有具裝。[44]其實，根據這支部隊的地位和當時的習慣看，他們中至少有一部分應當是有馬具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