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4—6世紀南北政權的騎兵建設與運用（第3/12頁）

北方騎兵的襲掠戰與季節特征

除了在會戰中沖擊敵步兵主力，北方騎兵還有一項重要職能，就是利用其機動性優勢突入敵後縱深進行襲掠、破壞作戰。這是北方民族的一種傳統作戰方式。對於較早的匈奴等遊牧族來說，襲掠是一種戰術性質的搶劫行為，只是為了滿足部族成員和首領的貪欲。但在4—6世紀南北對峙時代，北方政權更有意識地在戰略層面上運用這種策略。為防範北方軍隊，南方政權在邊界地區修築了一系列城池，聚糧屯兵進行持久防戍。北方軍隊強行攻城的代價很大，也無法發揮騎兵的野戰優勢。所以他們更傾向於在秋糧收獲季節，用騎兵突入敵城池防線的後方，化整為零在鄉間進行破壞，搶劫或焚燒剛剛收獲的糧食，甚至掠奪人口。這使得南方城池能夠征收到的糧食減少，難以維持戍兵的補給，從而影響其戰鬥力。

在十六國初期，東晉豫州刺史祖逖占據河南平原，依托譙城、梁城等城池與石勒政權對抗。石勒軍隊在爭奪城市失敗後，轉而采取騎兵襲掠破壞戰術，在秋收季節搶掠鄉間地區。祖逖部眾被迫男女老幼都投入搶收工作，在敵騎兵來襲時，只能燒掉田野中剛剛割下的糧食，以免落到敵人手中。這種破襲與反破襲的拉鋸戰持續了多年，使得祖逖軍隊始終難以發展壯大。[29]

東晉末，晉軍試圖收復後秦姚興統治下的河南地區，在淮河以南的芍陂聚眾屯田，積蓄軍糧。當時駐紮邊境的後秦將領向姚興匯報此事，姚興君臣對此的分析對策是：

（姚興）召其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眾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30]

姚興特意提出發動攻勢的季節在“孟冬”即十月。這符合北方民族的活動慣例：除了這個季節戰馬最為肥壯，南方的糧食剛剛收獲，還因為北方民族不適應南方濕熱的夏季，雨季江河漲水、植被茂盛，也不便騎兵展開，而秋冬季則是騎兵馳騁的好時機。另外在兵力使用上，楊佛嵩雖然不準備強攻壽春城，但仍要用主要兵力屯駐城外監視城內的晉軍主力，使之不能出城進行堅壁清野的工作；同時用輕騎部隊襲掠鄉野，斷絕城內的軍糧供應。

在北魏拓跋人與南朝的戰爭中，這種騎兵襲擾戰術仍經常運用。值得注意的是北魏與劉宋在422—423年爭奪河南的戰例。魏明元帝拓跋嗣準備進攻劉宋黃河以南地區。出征前詔命群臣討論進攻策略，“先攻城也？先略地也？”大臣們對此發生激烈爭執：帶兵出征的奚斤、公孫表認為應當首先進攻黃河南岸滑台、虎牢諸城。留守的崔浩則認為南朝人“長於守城”，強攻恐怕難以在短期內奏效，不如分兵襲掠黃河到淮河之間的廣大地區，“列置守宰，收斂租谷”，使滑台、虎牢與後方斷絕聯系，其守軍會不戰自潰。[31]後來魏軍重攻城而輕襲掠，圍攻兩城數月方攻克，且在攻城中付出了慘重代價，公孫表也因建言失策被拓跋嗣秘密處死。

423年河南戰役之後，北魏騎兵仍經常襲掠南朝控制區。宋文帝劉義隆曾向群臣征詢應對戰略，何承天因此上《安邊論》，他沒能提出什麽實質性的對策，但在上書中卻記錄了魏軍騎兵襲掠的一些特征：

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為儀容，以遊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騎蟻聚，輕兵鳥集，並踐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32]

這段文字中多處化用了《史記·匈奴列傳》中的記載。其實此時拓跋人的生活習慣、戰術和草原匈奴已經有了很大不同，比如“櫛風沐雨”的遊牧生活、“敗不羞走”的戰爭態度，都不再是此時魏軍的特征。但何承天描繪的拓跋騎兵習慣在秋末發起進攻，主要戰術是踐踏莊稼、焚燒農舍，卻是這一時期的真實情況。

這種襲掠規模最大的，當數450年的拓跋燾親征之戰。此戰魏軍投入兵力數十萬，多路同時南下，越過淮河直至長江。在大縱深的進攻中，北魏沒有專注於攻城，也沒有組織太多後勤糧秣供應，主要靠搶掠南方的農村地區獲取軍糧。江、淮之間遭受魏軍嚴重破壞，之後多年都難以恢復。劉宋邊防重鎮壽陽、彭城、下邳、盱眙等都閉門固守，未被魏軍攻陷。但北魏軍單純依靠抄掠為食，後勤保障很不充分，無法進行持久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