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北魏開國初期的戰爭模式

總論 拓跋北魏戰爭模式的三次轉型

自前秦解體，拓跋珪重新立國，到528年河陰之變北魏統治瓦解，其間歷時近一個半世紀。這個過程中，拓跋北魏政權一直在經歷向南擴張的過程，大趨勢指向中國的再度統一。但在不同階段，拓跋魏向南擴張的動因、速度並不完全相同，這又和拓跋北魏政權自身的轉型過程密切相關，即拓跋人的社會結構、北魏的政權結構在發生變化，導致其對南方擴張的動力、方式和速度也有區別。

這種社會、政權結構對軍事擴張的影響，可以分為物質與文化兩個層面。物質層面的影響又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掠奪財富。北魏政權從早期到中期（拓跋珪到拓跋弘時代），為劫掠財富而發動對外戰爭的動機比較明顯。二是政權支持戰爭的手段即戰爭動員方式。北魏占領中原之後，漢地的軍事資源支持著北魏的持續向南擴張，而北魏政權中原化程度越高，可以利用的中原軍事資源也越多。文化層面，在北魏政權早期，統治者尚保留著較多塞外遊牧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態，將南朝看作“非我族類”的他者，對南朝的通使或者戰爭也多受好奇心驅使。而在魏孝文帝漢化改革之後，北魏統治者已經把自己看作中原文化的正統，將南朝看作勢不兩立的僭越者和挑戰者，急於進行“大一統”的戰爭以實現天下歸一。北魏解體之後，北齊、北周、隋仍在沿襲這一進程，直到隋的統一。

本書第一編已經談及，草原遊牧族“原生態”的騎射戰術與草原早期部落聯盟的松散政治形態有直接關系。其主要特征是：

政權形態，是部落聯盟而非君主集權體制，傳統習俗仍有較大影響，缺乏統一和強有力的國家機器。

兵員構成，“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農（牧）閑時節全民皆兵，參戰目的多是為搶劫戰利品。

單兵戰術，以騎馬射箭（騎射）為主，極少采用騎兵沖擊作戰。

集體戰術，以遊擊、襲掠為主，極少采取正面作戰。

這些特征在西漢時的匈奴帝國最為典型。但在中原騎兵探索出沖擊戰術之後，遊牧族僅憑騎射已經無法與中原對抗。所以東漢至魏晉時期，塞外遊牧族在與中原的合作與沖突中，開始學習漢地的集權政治模式，以便能夠推行騎兵沖擊戰術（當然，戰術轉型並非遊牧族政治走向集權化的唯一目的）。到西晉末，才由內遷的匈奴、羯胡徹底實現了這個轉型，建立起漢化的君主集權政治體制，同時實現了騎兵的沖擊戰術轉型。崛起較晚的拓跋鮮卑，則要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這一政權結構和戰術形態的轉型。

和十六國多數政權類似，北魏也是由塞外少數民族建立。但和以往建立十六國政權的匈奴、羯胡、慕容鮮卑、羌、氐等族類不同的是，拓跋鮮卑在建立北魏政權之初，尚保留著比較“原生態”的草原遊牧生活方式，受中原政治、文化影響相對較弱，即所謂“中原化”（或稱漢化、封建化）程度較低。在其統治中原的百余年時間裏，才逐步實現了文化、政治結構的中原化，並對之後的北齊、北周直至隋唐時代產生了深遠影響。從這個角度看，拓跋人的歷史也是中古時期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一個典型個案。而且關於十六國諸政權的史料記載非常缺乏，《魏書》卻保存了拓跋部和北魏王朝的較詳細史料。所以通過拓跋政權的歷程，可以總結從草原遊牧族到中原王朝的戰爭轉型規律。本編將拓跋魏戰爭形態劃分為三個轉型階段：

第一次轉型，發生在從草原時期到占領中原之初：早期戰術形態以騎兵為主，需要經歷從騎射到沖擊的戰術轉型；政權形式上從部落聯盟的松散政治形態向君主集權的政治形態過渡。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一代人正是這一轉型的關鍵。

第二次轉型，發生在對中原的長期占領中：兵種形態上,組建和使用步兵，總結大兵團持久戰、攻堅戰經驗；政治形式上,強化基層政權的控制力，深化對漢地居民的統治，以便利用中原的財賦、人力等軍事資源，進行中原傳統形式的戰爭。從拓跋珪進占中原之後，到孝文帝元宏遷都洛陽之前，北魏軍政體系都在進行這個轉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太武帝拓跋燾和獻文帝拓跋弘時期的戰爭。

第三次轉型，發生在與南方政權在淮河—漢水流域的長期作戰中。這一時期北魏（或東、西魏至北周、北齊）政權形態的漢化已經比較徹底，所以政權結構已無較大調整。主要的轉變發生在對南方戰場形態、自然地理環境的適應上。在水網、叢林地區作戰，兵種上要以步兵為主，同時探索在這種地域使用騎兵和舟楫水師的經驗。地理因素方面，要適應涉渡、浮渡江河，架設浮橋，開掘或修築堰壩等工作，直至組建大規模艦隊，適應長江中的正面水戰。從元宏遷都中原直到北魏滅亡，魏軍都在進行這一階段的適應和轉型。北魏滅亡後，東、西魏和北齊、北周政權依然在進行這一過程（當然，東魏、北齊和西魏、北周的軍政模式不盡相同，但大趨勢則類似），直到隋滅陳完成統一。下面對拓跋北魏的三次轉型動因進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