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北魏開國初期的戰爭模式（第2/11頁）

第一節 拓跋伐燕之戰的戰爭形態

在苻堅的前秦王朝崩潰之後，被前秦征服的鮮卑、羌等各族紛紛立國，慕容垂在河北地區建立了後燕王朝，拓跋珪則在代北草原重建起遊牧政權。拓跋珪原本向慕容垂稱臣，但隨著實力壯大，雙方間的沖突逐漸增強。隨著後燕軍慘敗於參合陂和慕容垂離世，慕容寶繼位，拓跋珪開始準備攻滅後燕，入主中原。

拓跋人在進占中原時，已實現了向騎兵沖擊作戰模式的轉型，但軍隊的組織形式、作戰方式還保留著草原時期的諸多特征，並未完全適應中原地區的戰爭。這主要表現在：兵種以騎兵為主，兵員以“全民皆兵”的部落成員為主；後勤方面缺乏統一、有效的保障體系，難以維持持久的攻城戰。這使得北魏軍隊在河北地區的戰鬥曠日持久、極端艱苦，且未能最終消滅慕容鮮卑，所以向北、南方撤退的慕容氏殘余又在遼西與青州分別立國。

魏—後燕的政權結構及戰備特征

拓跋珪領導的伐燕之戰從北魏皇始元年（396年）八月開始，一直持續到北魏天興元年（398年）正月，歷時近一年半。戰事基本可分為兩階段：皇始元年八月至九月攻占並州（約今山西）為第一階段；皇始元年十月至天興元年正月為第二階段，戰事都在河北平原上進行，燕軍據守中山、信都、鄴城與魏軍對抗，最終以魏軍占領河北告終。

參與伐燕戰事的拓跋兵力達四十余萬。此時拓跋珪剛復國十余年，統治區域仍以代北草原為主，動員的兵力與百年前拓跋部全盛時“控弦騎士四十余萬”的水平相當，[1]仍有較明顯的草原遊牧族“全民皆兵”的特征。其優勢是在發動全面進攻時可以動員集結起規模龐大的騎兵部隊，而廣闊的河北平原缺少天然險阻，正利於拓跋騎兵馳騁作戰。

但草原騎兵的長項是野戰而非攻城。首先，因為騎兵需要照料戰馬，難以進行長時間陣地戰，如在較晚的520年代，長孫稚受命討伐關西叛軍，“所領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2]，這雖是北魏後期事例，但騎兵的運用原則是相同的。其次，草原騎兵長期生活在塞外，對內地的城防體系比較陌生，也缺乏進行持久陣地戰的經驗。在魏燕戰爭二十年前的370年代，前秦王朝統一北方之時，苻堅曾向拓跋人的使者燕鳳詢問：草原部族的軍事優勢究竟在何方？

堅曰：“卿輩北人，無鋼甲利器，敵弱則進，強即退走，安能並兼？”

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秀，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常勝也。”[3]

所謂“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即草原騎兵沒有專門的後勤補給體系，全靠搶掠獲得軍需。燕鳳還提到，拓跋人舉族集結的時間在七月，“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為滿川”，此後的秋冬時節才便於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這種季節性和非專業化特征，都不利於在中原地區進行曠日持久的城池攻堅作戰。

後燕方面也試圖根據魏軍的特征尋找對策。魏軍進占並州後，後燕君臣幾乎都認為魏軍騎兵的機動性強，而平原便於馳騁，所謂“魏軍多騎，師行剽銳”，“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從而提出兩種對策：一是中山尹苻謨、尚書封懿的“阻關距戰”之策，即扼守太行山的山間隘口，阻止魏軍進入平原；第二種是中書令眭邃及慕容麟的策略，主張堅壁清野，“修城積粟”，固守城池作戰，而魏軍騎兵“馬上賫糧，不過旬日”，軍糧耗盡後只能退兵。燕帝慕容寶最終采納了第二種意見。[4]

以當時形勢判斷，“阻關距戰”之策並不現實。因為太行山間的隘口、谷道眾多，難以全部駐兵堅守。以騎兵為主的魏軍機動性極強，完全可以從燕軍疏於防範之處突入平原。所以依托城池作戰比較現實。當魏軍進入河北後，駐防鄴城的燕將慕容德準備出城作戰，其部屬認為“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建議“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待魏軍糧食耗盡時再展開反擊，慕容德也采納此策。[5]

當然，做出這個決策的燕朝君臣都認為拓跋軍隊還停留在純粹的草原遊牧狀態，不想在中原地區長期立足，只是進行一次劫掠而已。他們對拓跋人現狀的認識比較正確，但對拓跋珪的意圖則判斷有誤：拓跋珪正是為占領中原而來。以當時拓跋人的政權規模看，這個計劃顯然過於超前，他們還不熟悉漢地管理編戶齊民、征收糧賦的一整套制度，只能在戰爭中逐漸學習。所以河北之戰呈現為曠日持久的、慘烈的消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