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銘的明媚與深沉（一）（第2/2頁）

三月十五日，兆銘自被捕後再次受審，作供詞洋洋數千言，當得起“理直氣壯”四個字。

首先，他力辯沒有同黨，舉事者只有他一個人。當然，黃復生在另一處受審，也是這麽說的。審訊官雖不形顏色，讀這兩份供詞，想來心裏也要說一聲佩服。

其次，他不為過往的言論辯護，只說：“前在東京留學時，曾為《民報》主筆，生平宗旨皆發之於《民報》，可不多言。”（按，《民報》重要社論大皆為兆銘所撰，讀者稍一瀏覽，即知他所謂“生平宗旨”，只有“排滿革命”四字，而在清代，此即大逆不道之罪，必須砍頭。）

然後，他借答問的機會，將以前寫作的重要題目，向審訊官，同時也想向全中國，做一回簡明扼要的介紹。畢竟《民報》在日本出版，國內流傳不廣。臨死不忘宣傳“平生宗旨”，絕不妥協，此殆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

兆銘作供，恍若一篇時評。

譬如，如何看待預備立憲。時論或謂“今中國已立憲矣，何猶思革命而不已”，兆銘駁曰：“為此言者，以為中國已有長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

從各國成功立憲的經驗來看，未經革命，則不能立憲，“所以然者，以專制之權力積之既久，為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非摧去強權，無由收除舊布新之效故也”。民主立憲如法國如此，號稱君主立憲如英國亦如此，“法學者謂英國之國體雖同君主，而以其政治而論，實為民主政治，非虛語也”。然而國人慣以東鄰為師，說日本是“最重君權之國”，立憲之後，既不限制君權，又能伸張民權，實在是好辦法。兆銘則以為，日本憲法固然看似比英、德更維護君權，然就事實而言，維新以前，幕府有權，天皇虛位，經過倒幕之役，則“國事皆處決於倒幕黨之手”，天皇不過拱默受其成而已，“是故日本之憲法，以法文而言，大權總攬於君主，而以歷史而言，則其國家權力發達之根本，固已一易而非其故矣”“大權固不在君主也”。

而且，英國為當代憲政之母，德國有地方自治的傳統，日本經歷了廢藩倒幕的大變動，此皆中國所無者。而中國所有的，是數千年的專制傳統，於今為烈。不過，時移世換，朝廷發現維持專制獨裁的難度越來越大，於是動了歪腦筋，倡言立憲，要用憲法來鞏固君權。但是，“各國之立憲，其精神在於限制君權，而此所言立憲，其宗旨在於鞏固君權。然則吾儕謂如此立憲，不過為君主權力之保障，為政府之護符”。試問，這樣的立憲，要它何用？

又如，如何看待速開國會。時論或謂“當國會已開，則民權日已發達，故為政治革命計，為以速開國會為唯一之手段”。兆銘則說：“為此言者，可謂惑之甚也。”因為立憲若不能真正限制君權，解除專制，則國會實際代表的還是皇帝，而非人民，試問，“如是之國會，而欲其能與政府爭權界以為人民之代表，庸有望乎”？接下來，他又舉例，證明權力來源若無更變，“而貿貿然開國會以生息於君主大權之下者”，只會得到三種結局。一是“國會為君主之傀儡”，如土耳其；一是“國會為君主之魚肉”，如俄羅斯；一是“國會為君主之鷹犬”，如安南。（按，越南古名）他不禁要反問並譴責，謂“請願（速開國會）諸人，其果有樂於是乎？醉虛名而忘實禍，其罪實通於天也”。

正因為不信任清廷主持的預備立憲，更不敢寄望於與清廷關系密近的人呼籲速開國會，他總結陳詞，才說：“革命諸人以為欲達民主之目的，舍與政府死戰之外，實無他法。”當然，他說應與政府死戰，是強調革命黨不怕犧牲，而非暗示革命之後殺敵方全家。因為如果清廷真心願意為國家的利益而放棄專制權力，“如其立憲，則無論為君主國體，為民主國體，皆不能不以國民平等為原則”，是則滿漢一體平等，同受法律管制，並無人身安全的隱憂。至於清廷，只是失去獨裁與專制的權力，相較於歷代鼎革之際皇室的遭遇，如“願汝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汝奈何生我家”之類，滅門之前發出的這等哀號，兩相權衡，“其利害相去當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