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一六章 叔向的痛苦

鄭簡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子產繼續他在鄭國的改革。

子產也許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次的改革，開創了中國法治史的先河。

《左傳》：三月，鄭人鑄刑書。

子產命令人把刑法刻在了鼎上，是鐵鼎還是銅鼎歷來有爭議，不過這不重要。什麽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國的法律第一次被公布於眾。

在此之前，貴族之間用“禮”來約束，老百姓才用“刑”。“禮”是有明文規定的，貴族都要學習。可是“刑”就沒有明文，而完全掌握在執政者的手中，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有時候說一是二，說二是一。說不管不管，說嚴打嚴打；今天殺人無罪，明天偷針砍頭。老百姓要是犯了罪，完全不知道自己會受到怎樣的處罰。

所以，《周禮》寫道：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來自朋友的反對】

鄭國推出了刑鼎，舉世震動。

叔向在晉國知道了這件事情之後，非常失望，於是派人給子產送了一封信，以表達自己的失望。

叔向的信是這樣寫的：一開始我對你抱有很大的期望，現在看來是沒戲了。從前先王根據事情的輕重來判定罪行，而不制定法律條文，就是為了防止人們胡攪蠻纏。即便如此，還是不能禁止犯罪的發生，因此又通過道義來限制，用政令來約束，用禮法來推行，用誠心來維持，用仁慈來奉養，並制定了俸祿和爵位的制度來勸勉人們服從教誨，通過嚴打威懾放縱的人。還怕這樣不夠，又用忠誠教導他們，對好的行為加以獎勵，教他們掌握一些專業技能，使其心情愉快，同時又感到嚴肅而有威嚴，對犯罪者果斷處罰。同時還經常請教聖明賢能的卿相、明察秋毫的官員、忠誠守信的鄉長和仁慈和善的教師，百姓在這種情況下才能俯首聽命，而不發生禍亂。一旦百姓知道國家有了刑法，就只知道依據法律，而不會對上司恭恭敬敬了。而且人人都會用刑法狡辯，希望脫罪，這樣一來，整個國家就沒辦法治理了。夏朝亂了的時候做了《禹刑》，商朝亂了的時候做了《湯刑》，西周亂了的時候做了《九刑》，三種刑法的制定，都只是加速滅亡而已。現在你治理鄭國，作封洫、作丘賦，制定了三種刑罰，又把刑法刻在鼎上，企圖以此來安定百姓，是不是太異想天開了？《詩經》說：效法文王的德行，每天都能安定四方。又說：效法文王，萬邦信賴。這樣一來，又何必制定什麽刑法呢？老百姓知道了法律的規定，今後就將拋棄禮法而只相信刑法。刑法中的每一個字眼，他們都會鉆進去跟你狡辯。今後，犯法者會越來越多，賄賂也會越來越多。等到你去世的時候，鄭國大概也就完蛋了吧？據我所知：國將亡，必多制。國家將要滅亡的時候，必定制定很多的法令。這大概就是說的鄭國的情況吧。

叔向的信寫得毫不客氣，甚至帶著威脅。作為朋友，叔向把信寫到這樣，只能說他確實很失望。

子產沒有料到叔向的反應會這麽強烈，信會寫得這麽強硬。但是不管怎樣，子產決定給叔向回一封信。

子產的回信在《左傳》上被“此處省略若幹字”，不過不礙，按照子產的風格和思維方式，就代他擬一封給叔向的回信。

子產的回信是這樣的：如果按照您所說的，那麽我就應該什麽也不做了。可是，你所說的都是盛世的時候應該做的，天下承平，各安本分，當然就無為而治。可是，如今天下荼毒，大國欺淩小國，小國苦苦求存，內憂外患，如果不想等死，必須有所改變。作田洫是為富民，做丘賦是為強國。鄭國夾在兩個大國中間，雖然無力抗衡大國，但是也需要自保的能力。至於作刑鼎，我認為並無不妥。如果刑法不告訴百姓，那麽百姓就不知道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最好的結果就是什麽也不做，這於國於家都不是好事。如今把刑法告訴大家，大家就知道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不能做的就去回避，能做的就去做好，這難道不對嗎？至於說到百姓由此鉆字眼、胡攪蠻纏、無理狡辯等等，只要刑法表達清晰，又何必擔心這些問題？至於說到賄賂，從前民不知法，法由人出，百姓就會去賄賂執法者；而如今刑法刻在鼎上，又何必去賄賂執法者呢？從前不讓百姓知法，其實就是愚民政策。固然，愚民政策能夠鞏固統治，但是也必然導致國家不能發展。如今鄭國隨時面臨亡國，如果國家停滯不前，亡國就真的不遠了；如果開啟民智，讓百姓有所作為，國力有所加強，即便我子產被趕走，國家卻能存在下去，為什麽不這樣做呢？叔向，你所想的是子子孫孫都統治下去，可是我所想的是怎樣保證在我活著的時候能夠保全鄭國。我感到你的好意，即便不能接受您的勸告，我還是要表示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