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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龐奇·蘇茲貝格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後來他加入《紐約時報》，成了新聞編輯部裏的年輕記者。在那裏不久他就犯了一個被認為是可怕的錯誤：他被委派去參加一次講演宴會，報道那裏說些什麽，不幸的是有段時間他離開了桌子，去了洗手間，正是此時會議宣布由一位替代的講演人，而不是原定的講演人宣講，因為原定講演人無法出席。蘇茲貝格從洗手間出來聽了講演，並引用在第二天早晨《紐約時報》發表的短文中，但他不知道原定的講演人沒有到場，把講演人的名字弄錯了。《紐約時報》得知出錯後，被迫做出了更正，紐約城市版主任羅伯特·加斯特給龐奇寫信，以與羅西茲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嚴厲無情的口氣教訓了他。

朝鮮戰爭期間，龐奇的部隊也參戰了。他得到了一項好差使，上了紐約的斯洛卡姆港的軍隊情報學校，畢業後在朝鮮當了第一陸戰隊的助理公共情報官，後來他回到美國，在華盛頓做指揮官的司法助理。1952年他以中尉軍銜離開了軍隊，又開始了他的辦報工作。

他當時26歲，更成熟、更老練了，非常喜歡在新聞編輯部到處轉，渴望學習新聞工作。在接下來的幾年，他有大量的東西要學，但他決不會成為一名高級記者，因為他缺乏必要的素質。他是一名生活優裕的富家子弟，刺探別人的事情，追逐消息，在秘密會議的門外等著發表正式聲明，不是一個報紙所有者家族後代的生活。記者生活是沒有尊嚴的，離一種良好的教養相去甚遠。一個報紙老板的兒子可以一時有興趣幹幹報道工作，把它當作他的管理訓練的一部分，一次浪漫的短暫飛行，但他終歸是要落地的。

記者隊伍中的成員，主要是那些來自中產階級下層的人。正是他們有動力、有耐心，能堅持下去成為成功的記者。對他們來說，報道工作是走向更好生活的工具。在一代人中，如果他們的署名報道聞名遐邇，他們就可以擺脫他們童年簡單而默默無聞的生活，上升到管理者的內部圈子裏。他們可以對總統產生影響，和洛克菲勒們結下友誼，在社交和政治權力的場所有一個前排坐席。有了這些地位，他們不僅可以觀看，而且也可以影響他們時代的事件——如賴斯頓，一個貧窮的蘇格蘭移民的兒子所做的；如克羅克和卡特利奇、丹尼爾和威克，這些南方農村的孩子所做的；如A.M.羅森塔爾和其他幾十個美國猶太人所做的，他們的祖先都是從歐洲的貧民窟裏逃出來的。

不僅在《紐約時報》，在其他報社，新聞部門大量聚集的也是中產階級下層的人士——來自北方的自由的猶太人和不怎麽自由的愛爾蘭天主教徒，來自南方和中西部的上進的新教徒；可以預料，還有相對少數的意大利裔美國人。來自意大利的移民用了很長時間才熟悉了英語及其文學，像其他少數民族一樣，英語對他們來說是困難的；他們中間沒有產生很多報紙記者，除非屬於待在警察的“棚屋”裏不寫作的“跑腿者”或街區記者那一類。黑人只是象征性地在新聞編輯部裏有代表，因為他們缺乏教育或動機，鼓勵或機會，或者是這些因素的綜合。在《紐約時報》的記者中，經常只有一個黑人記者，很少有兩個以上。相反，《紐約時報》的電梯操作工幾乎都是黑人，是穿著制服微笑的種植園類型的黑人。這種雇用的做法始於奧克斯，在種族問題上他是一個遵守常規的南方人。

大多數報社記者是從中產階級下層的白人中上升起來的，這並不意味著其中根本沒有富人和特權人物的兒子，但他們很少成為傑出的記者。這一職業似乎是同他們的本性不相容的。他們像約翰·F.肯尼迪一樣，發現報紙報道是有趣的，但持續時間不會很長。因為他們不渴望用署名報道來滿足他們對名氣的需要，而依賴於已有的家族名望來保證自己受到特殊的待遇，所以他們很少有幹一輩子記者工作的傾向，除非他們喜歡不規律的生活，或者把新聞工作當作一項重要的公益事業或社會改革的手段。富人也許能通過買下一家報紙並控制輿論，或者通過進入政治生活和成為一個改革候選人或這些候選人的財力支持者，更充分滿足他們社會良心的需要並鼓勵改革。但作為記者，他們有特權的過去就不是什麽財富，他們很少能競爭過那些有著更強烈發展本能、更渴望上進的新聞工作者。這些新聞工作者有一雙批判的眼睛，有著基於親身體驗的憤世嫉俗和懷疑，有著對自身技藝的責任心——因為這就是他們擁有的一切。最優秀的記者，即使在不承擔任務時，也總是在工作。在人群中間，他們是獨立而超然的觀察者、局外人。他們下意識地注意高聲叫喊的話，能引用的話，奇怪的事實或可以做報道的事件。他們會立即對事件做出反應，而龐奇·蘇茲貝格和奧維爾·德賴富斯——一生中曾短暫地當過《紐約時報》記者——卻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