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卡布拉爾

1500年3月～1501年10月

達伽馬回國僅僅六個月後，一支比先前龐大得多的船隊準備就緒，即將從貝倫[1]海岸起航：十三艘船、一千二百人，以及佛羅倫薩與熱那亞銀行家注入的資本。船隊躍躍欲試，準備去捕捉東印度的機遇。曼努埃爾一世有時優柔寡斷，容易受人影響，有時一意孤行，但1500年時回蕩著彌賽亞的預兆，歐洲的目光投向了裏斯本。這支新船隊，在總司令——貴族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的領導下，是對達伽馬前番成績的快速乘勝追擊，旨在贏得物質的優勢，以及憑借一場十字軍聖戰，贏得天主教世界的仰慕。

卡布拉爾的遠征標志著葡萄牙人的活動從偵察轉為商貿，又轉為征服。在16世紀的最初五年裏，曼努埃爾一世將派出許多支船隊，規模越來越大，一共八十一艘船（有的船只參加了不止一次遠航），意圖在爭奪印度洋永久性立足點的生死鬥爭中確保勝利。這是全國的極大努力，動員了全部可動用的人力、造船、物資供給，以及搶在西班牙人做出反應之前把握和利用機遇的戰略眼光。在此過程中，葡萄牙人讓歐洲和東印度的各民族都大吃一驚。

卡布拉爾得以將達伽馬遠航獲取的全部知識付諸實踐。出發的時間不再由宮廷占星家計算的良辰吉日來決定，而是取決於季風的規律。路線是按照1497年遠航采納的向西的繞圈，然後利用領航員和船長們的經驗，如曾與達伽馬一同遠航的佩羅·埃斯科巴爾、尼古拉·科艾略，以及巴爾托洛梅烏·迪亞士本人。卡布拉爾的船隊帶了一些說馬拉雅拉姆語且已經學會葡萄牙語的印度人。他們的目的是砍掉說阿拉伯語的中間商。改宗猶太人加斯帕爾·達伽馬也在船上，他懂得馬拉巴爾海岸錯綜復雜的政治形勢。另一名改宗猶太人約翰先生（曼努埃爾一世的禦醫）以天文學家的身份隨同船隊出海，任務是研究南半球的星相，以為將來的航海提供便利。葡萄牙人過去在卡利卡特只能拿得出讓人尷尬的不值錢的禮物，出了大醜。卡布拉爾這次攜帶了貴重禮物，希望能吸引紮莫林。葡萄牙人似乎仍然堅持相信紮莫林是一位基督徒國王，盡管是不太正統的基督徒。於是，根據教皇的旨意，一個方濟各會修士代表團也伴隨此次遠航，去糾正紮莫林的錯誤，以便“印度人……能更全面地接受我們的信仰的指導，能夠接受我們的教義，得到相關的教誨，正確地侍奉上帝，救贖他們的靈魂”。[2]

商業方面的使命同樣重要。船隊帶上了在卡利卡特開設貿易站所需的人員、文書資源和商品。他們吸取了上一次遠航的教訓，精心準備了有可能吸引馬拉巴爾印度人的商品，包括珊瑚、黃銅、朱紅色染料、水銀、精制和粗制布匹、天鵝絨、五顏六色的綢緞與錦緞，以及金幣。一位經驗極其豐富、會說阿拉伯語的商人艾雷斯·科雷亞負責領導商業活動，有一群文書人員支持他，幫助記錄資料和記賬。這些識文斷字的下屬人員，如佩羅·瓦斯·德·卡米尼亞（他寫下了第一部描述巴西的著作），記述了關於隨後一年裏葡萄牙人事跡的一些最扣人心弦，有時也催人淚下的故事。

卡布拉爾本人並非海員，而是一位外交官。他接到了一套精心準備的指令，其中一部分是達伽馬設計的，旨在平息達伽馬在卡利卡特鬧出的風波，以便與“基督徒”紮莫林建立安寧且利潤豐厚的關系。卡布拉爾掌握的信息比他的前任豐富得多，可以隨時參考這份許多頁的指令文書，其中規定了在遇到形形色色情況時的各種選擇。它還指示他對有可能制造麻煩的敵人要實施強制性的、專橫的行動。

1500年3月9日，船隊從貝倫出發，按照慣例舉行了隆重慶典。人們舉行了悔罪彌撒，對王旗（上有五個圓圈，象征著基督身上的傷）祝聖。這一次，曼努埃爾一世駕臨現場，將王旗交給卡布拉爾。然後，修士們引領著遊行隊伍，“國王陪他們走到海灘。裏斯本全城人都聚集在海灘上，為自己的丈夫或兒子送行”。[3]他們看向在賴斯特羅外海停泊的克拉克帆船，那裏的小艇解開了纜繩，大船的船帆展開。曼努埃爾一世乘船陪同遠航船隊來到塔霍河口。在那裏，遠航船只感受到大海的沖擊，調頭轉向南方。

他們利用達伽馬的經驗，選擇了更直接的路線。天氣晴朗，他們穿過佛得角群島時沒有停留。海況良好，卻突然有一艘船失蹤，這令人費解，也是個不祥的征兆。他們奉命按照前一次遠航的做法，向西繞一個大圈：“背後有風吹來之後，他們轉向南方。如果一定要改變航向，就改為西南方。遇到微風之後，他們應當繞一個圓圈，直到好望角出現在正東方。”[4]他們的圓圈一定比上次更大，因為在4月21日時，他們看到西方“首先出現一座高山，直插雲霄，呈圓形，它的南面是較低的土地和平原，有很大的樹林”。[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