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被流放者與國家的主人（第4/5頁）

短短幾年間，表面上松散的美第奇一派，其勢力根基已經相當穩固，而且他們被堅定地視為代表佛羅倫薩整體的利益，所以科西莫不再需要費心去壓制什麽反對聲音。他的老朋友內裏·卡波尼（Neri Capponi）是個傳統的共和派，他偶爾會表達一些對科西莫暗中發展勢力的擔憂；另一位有同樣擔憂的是詹諾佐·馬內蒂（Giannozzo Manetti），他是一位富有而博學的商人，時常會被委以外交任務。不過這兩個人都沒有什麽強大的背景，而且很快就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卡波尼在1455年就去世了，而馬內蒂則抗議說佛羅倫薩野蠻的重稅幾乎讓他破產，最終選擇離開這裏去了那不勒斯。

盡管實際情況可能不如科西莫的批評者們後來所說的那麽嚴重，但是科西莫一派以操控佛羅倫薩的稅收體系為手段來打壓敵人是絕對存在的。以普喬·普奇為代表的稅務官員們在計算批評者的應繳稅款時可沒什麽公平公正的念頭。普喬·普奇作為美第奇一派的經理人，免不了要替科西莫幹一些不怎麽光彩的勾當。這其中就包括低價購買被流放人員的地產或通過買賣政府債券來聚斂個人財富等。

就是因為這些，盡管少有公開的指責，但美第奇一派絕不是廣受愛戴的，甚至有些時候，他們的地位岌岌可危。事實上，在1458年，美第奇一派幾乎瀕臨瓦解的邊緣。當年1月，在經歷經濟長期停滯之後，佛羅倫薩的商人和地產擁有者們驚聞又要加征新稅。到初夏的時候，就出現了要修改憲法的聲音，隨後又有傳言說反對修憲的人已經被逮捕，嚴刑拷問之後交代了同謀。佛羅倫薩城裏的不滿情緒此刻已經十分高漲，科西莫不得不通過他在米蘭的銀行租下帕維亞（Pavia）的一套房子，一旦佛羅倫薩的情況進一步惡化，他就打算和妻子一起搬到那裏去。他的兒媳已經帶著孫子們躲到了卡法焦洛的別墅裏，科西莫已在別墅四周修建了圍墻和高塔，為的就是應對危急情況。

到8月10日這一天，首席執政官盧卡·皮蒂認為有必要召開一個平和的市民議會。開會時，市政廳前的廣場上已經謹慎地部署好雇傭兵軍隊和武裝支持者。執政官們身著深紅色長袍和鑲皮邊的鬥篷出現在圍欄之內。執政團秘書大聲宣讀了決定建立新的最高司法委員會的法律條文，之後又按照傳統詢問廣場上的市民們是否認可這一提議。他“反復問了三遍，但是由於聲音太小，只有幾個人聽懂了他的話，而且也沒有什麽人回答同意”。盡管如此，僅有的幾個同意聲就足夠走完形式，最高司法委員會被批準建立，然後“執政官們回到了宮殿，市民回到作坊，雇傭兵則回到兵營”。

新建立的最高司法委員會馬上通過了美第奇一派提議的各種措施。選舉官的權力也被確認延長十年，所以抽簽選舉依然只是形式而已。首席執政官的權力也大大增加了。盧卡·皮蒂的任期即將結束，於是他和科西莫的大兒子皮耶羅·德·美第奇（Piero de’Medici）以及另外八人一起被選為選舉官。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又一次在街上搖旗呐喊，科西莫的家人也全都回到了佛羅倫薩。美第奇一派至高無上的地位被重新樹立起來，而科西莫本人也成了無可爭議的佛羅倫薩元老，他就是“國家的主人”，1458年當選教皇庇護二世的艾伊尼阿斯·西爾維烏·德·比科羅米尼（Aeneas Silvius de’Piccolomini）說：“政治問題在他的家中解決，他選定的人在政府任職……他決定戰爭還是和平，連法律也在他的控制之中……除了缺一個名號，他就是真正的帝王。”如果外國使臣有什麽重要的事情，他們會被建議直接找科西莫本人面談，因為找其他任何人都不過是浪費時間而已。佛羅倫薩史學者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對此評論說：“從羅馬滅亡至今時今日，再沒有普通市民能擁有科西莫所享有的聲望了。”

[1] 威尼斯的聖喬治馬焦雷修道院的藏書室已經被毀了，但是修道院的宿舍也能體現出米開羅佐的設計風格，很可能也是由他最初設計修建的。

[2] 阿恰尤奧利在聖使徒鎮（Borgo Santi Apostoli）有多處房產，包括阿恰尤奧利宮（3～10號）。他們在阿諾河畔的宮殿毀於1944年，當時撤退的德國人為阻止追兵炸毀了附近的橋梁，同時也毀壞了這棟建築。

[3] 圭恰迪尼宮就在圭恰迪尼街上。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就是在蒙蒂奇的聖瑪格麗塔街（Via di Santa Margherita a Montici）（75號）的拉維亞別墅中寫出了《意大利史》（History of Italy）。

[4] 佩魯齊家族的房屋和宮殿都建在佩魯齊廣場上，有幾處建築上有他們家族的標志——梨。他們在聖十字教堂裏的家族教堂裏有喬托及其助手創作的壁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