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級制與偽善

這項改革運動的另一個同樣顯著的效果是，即便對於妓女與老鴇的指控也變得具有爭議。在1700年沒有一個人認為這種罪行可以不受懲罰，而改革社團也可以激烈地指控這些人。盡管他們的策略在短期頗有成績，但他們也逐漸制造出反對的聲音。

1688年之後，改革者所面對的主要責難是：道德監管是錯誤的，其舉措有失公正。顯然，批評者們反對說，只有窮人因為他們的罪行而被懲處，而富人們則高枕無憂。這一問題實際上由來已久，而性戒律的支持者們一直承認此點並對此不懈鬥爭。事實上，他們總是竭力主張懲罰有罪的上等人比下等人更為重要。你的地位與榮耀有何重要，一位雅各賓牧師質問道：“它們能掩蓋你的罪惡嗎，能準許你無所忌憚、隨心所欲地犯罪嗎？”相反，“一個人的地位越高，其驕奢淫逸就越可憎、越可鄙”，而他們也就越應該受到懲罰。在17世紀末，“人的地位會加重其罪行”這一點仍然不言而喻，因此懲罰一個有地位的罪犯，從警戒與影響的角度而言，就比懲罰“二十個低賤之徒”要更好。僅僅懲罰“小人”而不去動“大爺”，是沒有效果的，會觸怒上帝，也會招致世人的厭惡。在運動之初，時不時地，人們努力嘗試著把這些原則轉為實踐。

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多的積極分子滿足於退而求其次。1697年一位牧師承認，賣淫這一類行為，顯然“不只是屬於仆人們的罪惡，也屬於老爺們；不只發生在賤民身上，也發生在平民和上等人身上”。從原則上進一步說，所有人的罪惡都是一樣的，“違抗上帝與本地律法之罪行不會因人而異”。盡管如此，他建議改革者：“當可能弊大於利之時，我認為你們要克制……有時候通過懲罰下等人，能夠最好地訓誡上等人士，讓他們明白什麽是正義，了解自己所犯下的同樣罪行應該受到何種懲罰。”正是這一觀念激發丹尼爾·笛福在1698年寫出了自己最早的出版物之一。舉國移風易俗“勢所必行”，他抱怨道，然而“這一改革的偏袒態度使得事與願違”。只逮捕普通人而放過紳士與貴族，這實在不合理、不公平，那些上等人的惡劣影響才是英國墮落的根源。十年之後，當笛福居住在蘇格蘭時，他因為類似原因退出了愛丁堡一個重要的改革社團：其中一名主要成員因為通奸行為而臭名昭著，但社團對此卻無動於衷。他痛心地告誡說，真正成功的改革絕不會建立在這種偽善的基礎之上。

不過在18世紀，正是這種社會的偏頗不公得到了堅定的辯護。1731年一位主教論道，改革社團只有將其目光聚焦於下層社會才是合適的，“國家的富強如此倚賴這些人的勤奮與德行”。上層人士由他們自己反省，或留待更高的審判。所有的性亂都該譴責，1763年約翰·菲爾丁爵士對此贊同，然而其中最糟糕的乃是“下等與普通的妓院，在那裏罪惡被廉價交易，隨後擴散到一般民眾，而正是他們支撐著憲政”。幾十年後，祛邪會也認為控制“公共”行為比監管上層的“私人”行為更重要。即使這樣，在1800年，對於貴族墮落之公開譴責比一個世紀前變得更加尖銳，同樣，人們也普遍認為司法運動存在局限性。任何“禁止公共淫蕩”的社會應當逮捕所有階層的罪犯，如今這已從一種期望變為一種可能。

這一原則之轉變可以幫助解釋為什麽在18世紀，對於性監管不公正之批評變得越來越尖銳，越來越響亮，以及越來越普遍。在世紀之末，監管的社會基礎顯然更加狹隘與偏頗。尤其引起爭議的是其越來越倚重檢舉者，這些人可以索取罪犯罰金的一部分。這在以前並沒有出現在道德監管中，不過一直存在於其他領域，並引起了持久爭議。在17世紀早期，人們就普遍認為，公眾檢舉者之行為“是因為怨恨或私人目的，絕對不是因為熱愛正義”，而在查理二世與詹姆斯二世統治時期，檢舉者越來越經常地將矛頭對準反對者，這尤其引起爭議，因為這會允許貪財及無良之輩通過指責誠實的基督徒而獲利。從1682年到1686年，英國對於非國教徒的指控達到高潮，在倫敦有數以千計的男性與女性因其思想觀念而被逮捕、罰款與監禁；但這並不表明當時民眾正在狂熱地強行推動宗教一體。實際上，大多數受到懲罰之人與他們的國教鄰居相處太平，他們多是被一幫利己、貪財的檢舉者所告發。

一些年之後，當道德改革運動也采用這種方法時，就必須努力克服對此的懷疑與敵意。甚至其支持者也需要一再確認檢舉如今乃是為上帝工作，“不論多麽聲名狼藉，現在其又出現了，但其中有些是惡魔的代理人，滿腹心機地陷害別人，養肥自己”。雖然檢舉不道德行為之人不應該接受獎金，但貪婪的氣味已很難驅散。“確實應該懺悔，”這些社團在1709年承認說，“有一些卑鄙邪惡之徒……向罪犯敲詐，有時還向老實人勒索。”檢舉邪惡是榮耀的，倫敦大主教1724年承認，倘若“一個心懷不軌之人混入其中，打著懲治邪惡與褻瀆的幌子來為一己謀私，那也不必吃驚”。不過，大多數評論者可沒這麽寬容。記者愛德華·沃德寫道，制裁淫行毋庸置疑“是一項值得贊美的事業”，但它已經墮落得“臭名昭著”，因為其依賴的是貪婪的檢舉者，“他們通過肮臟的手段生存，像大便上的蒼蠅”。甚至性監管名義上的支持者也逐漸對這種卑鄙手段大失所望，憂心其完全建立在褊狹與墮落的基礎之上。這一計劃以良好意圖開始，喬納森·斯威夫特說，然而徹底墮落為“一種養肥檢舉者的職業，那些人是最卑鄙的無賴小人，例如警員和破產的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