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多妻制與人口

支持與反對一夫多妻制的論述早在1700年左右就已大行於世，主要出現在布道文、談話及私人寫作之中，當然還少不了印刷品。德拉莉韋爾·曼利的暢銷之作《新亞特蘭蒂斯》用一些文字記述了作者本人與一個有婦之夫的婚姻（她很快與他分手），還有輝格黨領袖及大法官威廉·考珀，他同時照顧兩個女人（及其孩子），每個女人都聲稱是他的妻子。曼利聲稱，考珀的第二個情人正是被他那“有關重婚合法的博學論述”所勸服的。

事實上他承認，從古至今，女人都是專有的，承認為了孩子的利益與品質，以及其他必要的事情，一夫多妻制被人們自然地否定了，原因在於其家庭關系冷淡，撫養孩子時間過長，以及其他一些似乎反對此種做法的事件。但如果一個男人擁有持續的種族繁衍能力，並且他必然會在任何一個妻子身上發現上述的種種麻煩，那麽自然的法則，以及許多民族和地域的習俗，似乎都支持他這麽做。古代猶太人聲稱自己稟受的律法來自唯一的上帝，而他們不僅擁有好些妻子，而且無所限制地廣納姬妾……突厥人以及歐洲人以外世界上的其他人群仍然保有著這項權利。應該承認，他們的各種行為都不像我們如此邪淫，他們的誠實、道德與生活習慣都不像我們這般腐化，歐洲人所謂的改革陋習，不過是讓邪惡更優雅……他的確譴責亂交之舉，因為那是非理性與肮臟的，但如果一個或數個女人不論是否結婚，她們都為一個男人所專有，她們就完全沒有越軌，而是實踐了自然的法則。

在18世紀中期，對此觀念深感興趣的思想家是塞繆爾·理查森。在18世紀30年代後期，他印刷了一本博學的反對一夫多妻制之大部頭書籍的兩個版本，其作者為他的朋友帕特裏克·德拉尼，一位重要的愛爾蘭學者。此君認為，這種信條在當時“每天都得到辯護，在日常的言談中，也經常出現在印刷品裏，憑借大量貌似合理的論證”。但此後不久，在《帕梅拉》的第二部，理查森讓B先生對於一夫多妻制的熱衷成為了一個核心的情節設置。洛夫萊斯亦然，他認真考慮了某些一家之長的多妻制，“那些人可真是妻妾成群！”——難怪此一觀念如今這樣“受人追捧”。18世紀50年代早期，當理查森努力克服查爾斯·格蘭迪森爵士同時對於兩個女人的愛情時，他私下裏承認，自己看不到有什麽很好的理由來反對此種行為。其顯然沒有違反自然的法則，也沒有違背《聖經》。正好相反，二者似乎都鼓勵此種行為，而幾乎每一種現代文明亦如此。如果這在英格蘭合法化，他心想：“我不知道自己的內心是否遷就於此。”而他非常確信的是，大體來說，一夫多妻制會帶來更大的幸福，而非助長淫風（理查森夫人的觀點則未被記下）。

詹姆斯·博斯韋爾也多次熱情地得出了相似的結論。1764年，當他還是個年輕人之時，去瑞士拜訪他的英雄盧梭，而他最渴望得到偉人認可的一個話題正在於此。“道德，”他闡述道，

對我而言並非確定之物。比如，我想擁有三十個女人，而我能滿足這個願望嗎？……想一想，倘若我有錢，我可以得到很多女孩，並讓她們懷孕，由此子孫蕃息。我可以給她們提供嫁妝，先把她們嫁到本分的農民那裏，他們也樂於接受。這樣，她們的身份雖是妻子，但同時又保持著處子之身。至於我，則樂得享用這麽多的女人。

當盧梭出乎意料地對此提出反對之後，博斯韋爾又脫口說出他的其他幻想：“那麽我能否像東方人那樣呢？”或者“我仿效那些古代的長老，我敬重那些大人物”。多少年以後，當他早已娶妻，他依然熱切地將同樣的觀點說給自己、自己的朋友以及妻子。大約在同一時間，約翰·衛斯理的學生與妹夫，具有領袖魅力的不順從國教者韋斯特利·霍爾，也四處鼓吹一夫一妻制並不合於真正的原始基督教，他同樣踐行了自己的信念，與七個女人結合。

這種觀念同樣得到了一些態度更為客觀的思想家的支持。18世紀80年代早期，馬丁·馬丹，一位頗受歡迎的福音派傳教士，也是考珀大法官的侄孫，還是專門為了患病妓女而開設性病醫院的牧師，他出版了一部厚重的暢銷書《論女性的毀滅》（Treatise on Female Ruin），鼓吹“每一個誘奸女人的男子，不論是否曾許下結婚的承諾，都應該公開與那個女人結為夫婦，”即便他已結婚，“否則以死論處，或者終身監禁，直至他順從為止”。他認為，這顯然是解決誘奸與賣淫之雙重罪惡的源自神授的途徑——上帝難道未曾命令“如果一個男子引誘了一個沒有訂婚的女子，並且跟她睡了覺，他就該娶那女子為妻”（《出埃及記》，2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