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與新生

慈善事業許諾會帶來三種益處：精神的、人口的、經濟的。它的手段顯然是新穎的，但令人吃驚的是，其背後的理由卻與傳統中支撐著懲罰手段的那些理由如出一轍。

例如，兩者的根本目的都是把罪惡者從詛咒中拯救出來。不同於其他的慈善機構，抹大拉之家的支持者們聲稱，它既要解救肉體，也要拯救靈魂。只有它撫慰著“受傷的心靈”，緩解著“流血的良心中難以形容的痛苦”；只有它“旨在治療靈魂，不僅要減輕一時的痛楚，更要消除永恒的折磨”。每一個女人在進來時都被提醒，“其禁閉的主要目的”乃在於她的救贖。

為了這一目的，抹大拉之家的生活充滿了私人與公共的祈禱、布道、頌詩、說教文閱讀，以及常駐於此的女性主管與牧師們講授的宗教課。齋戒“特別受到推崇”。所有這些手段的根本目的都在於教導收容者一心向善。正如極惡之人的臨終對話，或者死刑犯最後的臨終懺悔，對於從良妓女的精神訓練亦旨在讓她們進入一種適當的狀態，為其後能升入天堂。事實上，死亡本身常被描述為一種即將到來的幸福解脫。“未來的極樂”並不遙遠，收容者們被告知，“永恒的慰藉”正在天堂等待她們，而天使們已經準備好彈奏他們的豎琴。

此種觀念在說教文獻中屢見不鮮。1770年，機構的管理者出版了一本“對一位從良妓女的真實記錄”，告訴公眾成功的懺悔者究竟有何結局。它記述了一位女孩，在她出院後不久就陷入了重病，因為壞疽而失去了一條腿，並最終死去。在那本風行於世的《F.S.的輝煌死亡，一位死於1763年4月二十六歲的從良妓女》（Triumphant Death of F.S.，AConverted Prostitute who died April 1763，aged 26）（至1800年，此書在大英帝國已至少再版了十四次）中，女主角於彌留之際在病榻上躺了一個月，接待參觀者，以證明上帝的仁慈，並且在她毫無痛苦地善終之前，突然唱出了即興的歌曲。甚至抹大拉之家女性主管之客廳裏的宣傳畫，也描繪著“一個懺悔妓女的死亡”。

不過，懺悔者也應該在此生中獲得新生。這所慈善機構有時被形容為一種塵世的天堂——一個“小天堂”，一塊“福地”，“一座神聖的避難所”。一部早期的記述驕傲地寫道，此地是如此聖潔，以至於僅僅是關於它的報道就能讓罪人洗心革面。其他評論者，例如霍勒斯·沃波爾與他的詩人朋友愛德華·傑寧漢，十分喜歡將其比作女修道院。“那些人雖然年輕時已受玷汙，”傑寧漢在1763慷慨賦詩，“她們卻再一次獲得了純潔，/修女似的懺悔挽回了她們的聲名。”這首詩歌受到了不可思議的巨大歡迎。

最常見的隱喻則把抹大拉之家比作一個家庭，被收容者乃是嬰兒，在這個世界得到庇護，並被培養為守紀、賢淑、溫順之人。監督人不被稱為主事者，而被喚為“保衛者”與“父親”，女性主管則是“整個家庭的好母親”，懺悔者會得到“父母般的慈愛”。一旦處於一種嬰兒般無助的狀態，她們就成了其父母“羞恥的女兒”、“苦難的孩子”。人們滿意地說，她們“像小孩子一般天真地”生活。為了促進她們的恢復與新生，人們傾向於以更溫和的方式進行教導，盡可能地抹去她們過往的陰影。一個女人會獲得一個新的名字。不允許有人打探她的過去，盡量讓她避免與外界接觸。

通過這些做法，每一個懺悔者的名譽被洗凈，其人格被重塑。懶惰與邪惡不復存在，她會養成守紀與節制的習慣。在入院之時，她就要發誓“謹守規矩，溫良有禮”。她的舊衣服都得被脫掉，如果看上去過於“艷麗”的話，還要被沒收。她要穿上樸素的白色制服，必須保持“恭順、溫柔與謙卑的外表”，其餐食則簡單而健康。每一天都嚴格按照時間表做禮拜與努力工作，其實際目的依據的是《聖經》中關於基督生平的記載，那是沉思與模仿的對象：“他從不間斷地履行個人禱告的義務”、“他心靈的謙遜與恭順”、“他在簡陋環境之中的滿足”等等。通過這種方式重新教育妓女，恢復她們的健康與美德，並且永遠地治愈她們“心靈的頑疾”，以此讓她們在塵世獲得新生。尤其是，這為她們重建家庭鋪平了道路，而家庭乃是公共與個體和諧的最佳保證人。在管理者眼中，重建家庭生活之結構乃是一種核心的關切，他們投入了大量時間與精力來協調懺悔者與其父母和友人的關系。

抹大拉之家的家長式作風，其對於再教育的重視，其修復破碎社會關系的目標，都使其不自覺地呼應了16和17世紀教養院的理想。與此相類的還有其對於國民健康的關注，雖然這一事務在18世紀中期比都鐸和斯圖亞特時代要重要與發達得多。正如18世紀中期每一家重要的慈善機構，抹大拉之家的一個宗旨乃是增加人口。1759年，據其管理者估算，約有六成被其解救的女性，如果未得到救助則會“在兩年之內過世”。在其支持者的眼中，她們都是值得拯救的無價生命，尤其“在這個硝煙四起、人口銳減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