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大爆炸

最顯著的緣由，即是印刷媒介的巨大發展。早在1700年左右，倫敦民眾的文化程度就比全國其他地方要高。多數男女都能夠閱讀與寫作，包括大部分用人與學徒。不過，從那時開始，各類信息的發布與傳播就受到了種種的抑制。最公開的乃是官方的批準與審查，歷任政府都以此試圖阻止與壓制異端觀念的發表，雖然從未徹底成功。其結果則是，多數觀念在付梓之前，就已經受到了自我審查以及媒體相關規章的限制。

通過寫作來傳播觀念的另一條途徑是抄本的流通。直到17世紀晚期，這種“抄寫發表”仍極為重要，特別是對於那些難以付諸剞劂的重要思想。其可以容許遠為自由的語言與主題，因此，大多數色情文學（淫穢與粗俗的詩歌、性諷刺作品及性愛寫作）都是以這種方式流通。不過，抄本的受眾更為局限，因為其復本的數量往往相當少，而且不少作者與傳播者都有意地限制著讀者群。即便是最流行的抄本也往往局限於社會精英的圈子，大部分作品，公眾都無從知曉，不可得見。

自從印刷術發明之後，審查制度只在兩次政治危機中被暫時中斷：英國內戰以及17世紀80年代早期。在此期間，一大堆出版物紛紛湧現，直至審查批準制度重新確立。不過，隨著《許可證法》在1695年被意外地廢除，審查制就永遠不復存在了。於是在18世紀，前所未有的大量與多樣的書籍與小冊子紛至沓來，表達的自由也同樣顯著地得到了擴展。例如，我們知道在1677年大約有八百種不同的發行物，而到了18世紀末，一年內發行八千多種出版物也一點兒不稀奇。1670年左右，在倫敦、牛津、劍橋與約克只有約兩打印刷廠得到了許可，而到了1800年，則存在著數以百計的印刷商與出版商，差不多英國的每一座城鎮都至少有一家。與此相應，書商的數量亦急速增長，遍布各地。最後，各類出版物也以全新的方式及於廣大受眾：通過流通及會員圖書館、讀書俱樂部與咖啡屋。

46.這份關於範妮·穆雷的歌謠可能售價一便士，其中的木版畫來自她眾多版刻印刷品中的一幅。

報刊業的驟興，對於創造一種新的思想文化氛圍而言，尤其重要。在1600年前沒有報紙，即使在1695年，其數量仍然極少，且關注面狹窄，發行範圍有限。但到了1716年，已經有大量的新辦報紙流通於市面，達德利·萊德的日記不經意地就提到了至少一打數量的報紙。一份1752年倫敦“主要”報紙的目錄列出了總共二十種報紙，包括日報、一周三報、一周雙報、周報、雙周報以及月報，這還不包括許多次要的報紙與雜志。而到了1765年，除了報紙之外，還有超過七十五種的都市期刊，其中不少期刊的發行量極大。許多報紙的讀者群已經超出了首都的範圍，而且在地方上，還有數十種本地的日報。

這些媒體的讀者數量加起來同樣驚人。當約瑟夫·艾迪生創辦《旁觀者》時，他預計其印量只有三千份，每期的讀者約為六萬人一天，通過私下傳閱、公開朗讀以及在俱樂部與咖啡屋流通——“如果每一份能夠吸引二十名讀者，這麽估算還比較謹慎，那麽我可以預期在倫敦與西敏寺大約會有六萬名讀者”。而在其後數年這份刊物達到鼎盛之時，據說“有時一天竟可以賣掉兩萬份”。另外，對於同樣的新聞與看法、同樣的書信與隨筆、同樣的故事與觀念之不斷地重復使用也日益普遍。大多數暢銷報紙都至少得有一次被搜集印制成冊，以確保其內容能在初次發行之後很長時間內仍得以流通。在18世紀中葉，報紙同樣不斷地重印、摘引、改寫與抄襲別家的內容，日復一日。

印刷出版品在數量與普及性上的極大提高，改變了大眾傳播的性質。它使事件與看法較之過往得到了更廣泛的發布。新的印刷形式，使得過去只能依靠口傳或手抄的內容，如今對於多數人而言都變得觸手可及。新聞、流言與信息得到了更快速與更頻繁的傳播，其流通規模亦甚為擴展：在18世紀50年代，即便最底層的男女也喜歡購買報紙。正因為此，塞繆爾·約翰遜在自己辦的報紙中寫道，英國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有見識的，“我們無疑要將此優勢歸功於信息的涓涓細流，其在你我之間流淌，我們每個人都得到沾溉”。沒有這些進展，18世紀妓女的聲名遠播自是全無可能。

不過，盡管新媒體的發展是其重要的促成因素，但也不能夠提供充分的解釋。早在17世紀前期，男女名流的肖像版畫就已經頗為常見——妓女畫像在一個世紀後才流行這一事實，與其說反映了新媒體的興起，還不如說反映了一種新觀點的興起。其他的宣傳形式亦復如此。即便在查理二世治下，低賤女子的性醜聞也能得到廣泛傳布。在1663至1673年間，屢次重婚者瑪麗·卡爾頓成為了數十種傳記、自傳、回憶錄、戲劇及小冊子的主題。跟她的作品一起，她的肖像被雕刻與出版。她的形象甚至出現在舞台上，那是一出表現其生平故事的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