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推銷與宣傳

因此，高級妓女的日益知名，乃是18世紀一連串社會進程的一部分。它是由人們看待聲名與惡名的全新態度、新的寫作形式、對於輿論之觀念轉變，以及有關個體身份的重新預設共同造就的。它還體現了一種大眾傳媒之新形態的出現，私人事務與個人觀念可以借此以一種此前難以想象的規模傳播。它所具有的持久意義可以從兩個對立的方面來解釋。

首先，它使得那些宣傳放蕩女性的人造物大行其道。這些物品有很多——不論回憶錄、軼事、肖像——至少表面上被設計得很逼真。不過，我們若進一步細察，會發現它們多數顯然出自男性作者或出版者的編造。對於所有傳記而言，一個賣點就在於其宣稱所記屬實，揭露了知名人士的個人信息與秘密。這些編造出來的記錄在風格與形式上如此有吸引力，而其他的資源又非常有限，致使許多現代的史學家，甚至連《牛津國家人物傳記辭典》都經常將其視為真實記載。盡管如此，我們也應記住，18世紀的讀者喜歡事實與虛構之間的一種模糊感。某個故事是否屬實，從根本上來說並不重要，其主旨是為了娛樂與教育。從這一點來看，多數有關高級妓女的作品，無論其形式還是功能都與當代小說沒有兩樣。它們能夠告訴我們很多關於18世紀文化的信息，但對於其描述的那位女性則所喻甚少。對於那些女性，它們一面為其贏得與增大了聲名，一面又扭曲與濫用了此種聲名，未經過那些女性的同意，它們就將其他人的謊言與幻想加在她們身上。

不過在任何社會，聲名都不僅是一種公眾看法與投射的產物，它同樣有賴於當事人自身的行為。因此，18世紀對於放蕩女性之宣傳的另一種解釋，即在於知曉那些女性自己在其中所發揮的共謀作用。實際上，她們中的不少人大肆宣傳，以建立自己的名聲。她們主要通過個人形象、口耳相傳、書信抄本的手段在時尚圈為自己造勢。不過，知名的高級妓女也積極地借助印刷來把自己推銷給更廣泛的受眾。

她們采取的一個方式即是出版自己授權的印刷品，這些印刷品是她們與當時一些知名的藝術家、雕刻家與出版家合作的產物。我們可以非常精準地確定此種做法的肇端之時。在1759年3月的最後一周，高級妓女基蒂·費舍爾取出了一份報紙廣告，她非常惱火自己的形象被那些拙劣的“三流畫家”與印刷商長期醜化，這些人將關於她的虛假作品與畫像偷偷售賣給公眾（印在本章的最前面）。數日後，她去見當時最成功的畫家喬舒亞·雷諾茲，他馬上著手為她繪制了更迷人的畫像，再轉化為印刷品流入大眾市場。自此以後，他們開始了一段長期而富有成果的合作關系，因為沒有人比雷諾茲更擅長繪制與處理名媛的姿色。從那時起，他為當時知名的歡場女子繪制了很多重要肖像，把她們描繪得光彩照人，並且將這些作品轉換為各種形式與尺寸的印刷品發行。跟其他從事於此的肖像畫家一樣，他同時也提升了自己的公共形象，並且通過將他的模特捧為名流一起互惠互利（見彩圖16至18以及插圖45）。

也是在這個時代，那些深陷醜聞的女性，第一次發表真實的自傳並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這類作品具有多種目的。它們可以讓作者給世人展示一幅自己鐘愛的畫像，並且對自己的敵人指名道姓地羞辱。它們可以從熱情的讀者與書商那裏為作者帶來收益。最有利可圖的，乃是這種做法可以敲詐勒索作者此前的情人與顧客，以公開其姓名與書信相要挾。此即高級妓女特蕾西亞·康斯坦夏·菲利普斯之系列《自白》的主要目的之一，其1748年一經問世，即迅速獲得暢銷。同年，蕾蒂西亞·皮爾金頓的《回憶錄》出版了頭兩卷，跟她分居的丈夫隨即痛斥她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娼婦”。至1800年左右，這種文體已經完全建立起來。當18世紀都柏林最風光的妓女與鴇母瑪格麗特·利森發覺自己運勢不再時，就顯然知道自己該怎麽做。正如所有試圖憑借聲譽獲利的名人一樣，她開始出版自己的回憶錄。在歷經數年寫就、多達數百頁的三大卷著作中，她講述了一切，依據的正是她大量的私人文件、記錄與通信。這好似一瓶烈酒。書中必然會敘述她自己如何被人引誘而失去貞操並淪為妓女，同時還穿插著關於她的不少鴇母的記述，其中甚至更為詳盡地記錄了她如何有如王國內某些最富有與最有權之人的妻子一般生活，上層社會的尋歡作樂，她情人的信件，她所認識的所有名妓的事跡，以及無數性交易與性醜聞的細節（見插圖50）。因此毫不奇怪，這部作品“引起了人們最強烈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