贊美性愛

在18世紀末，一種全新的性開放態度改變了英語世界的文化。各種各樣的性觀念與性行為，無論婚內婚外，如今都以一種更為公開的方式被人們討論、贊賞與實踐。從我們自己的觀點出發，很容易看到這種新的寬容態度之底線所在。一個未婚的女性懷上了非婚生子，仍是一種足以致其毀滅的社會災難。兩個男人發生性關系則更為危險。人們主要贊賞的乃是有產的白種男性對於異性之追逐，那群人掌握著這個社會的權力與文化影響力。盡管如此，正如我們所見，其他階層的人同樣認可性是一種自然、愉悅與令人亢奮的事物。

相較其局限性而言，遠為驚人的是，18世紀這種全新的開放態度，與截至當時籠罩英國的戒律文化之鮮明對比。教會與政府的整個性監管機制已近乎煙消雲散。同樣不見的還有維系這一機制的思想與社會氛圍。公共的性探討如今規模更大、程度更深，它不再由男性的教會與社會精英所牢牢控制，並且也不再大肆主張婚外性行為是危險與錯誤的。相反，至1800年左右，這種看法在各種新媒體上或隱或顯地遭到了不斷的否定。結果是，其造就了一個新的傳播世界，性觀念在其中以差異極大的各種方式被塑造。這是一場劇變。同時，這也主要是一種都市的現象，引領者就是倫敦。即便是在遙遠的北美殖民地，首都倫敦的文化仍然主導著一切。性戒律的原則在19和20世紀仍保持著很高的權威，這一點我們在本書結語中會看到，但它們再也沒能居於主導。應當說，從此以後，克制與享樂之間的張力將支配著英語世界的性文化。

這一歷史進程的後果是顯著的。至1800年左右，貴族與士紳成員較之此前往往更為公開地保持婚外情或通奸關系。在18世紀的各個時期，像首相、大法官、外交大臣、海軍大臣、約克公爵與威爾士親王這樣的大人物，以及無數知名的男性女性皆曾如此。某些美國的開國之父，包括富蘭克林、伯爾、傑弗遜以及漢密爾頓亦持有這種觀念。這種社會潮流是前輩清教徒移民及其英國本土的同道無法想象的。

性快感同樣逐漸得到了人們共同的贊美，尤其是在男性俱樂部。其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政治家弗朗西斯·達什伍德爵士創辦了一些縱欲的團體。在其領地的中央，他建起了一座維納斯神廟，設計得宛如一個巨大的陰道——約翰·威爾克斯1763年打算付印的那首臭名昭著的色情詩《論女性》，正是獻給達什伍德這個群體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個較為粗陋的俱樂部，名為“乞丐的祝福”，它從18世紀30年代開始從蘇格蘭東部沿岸擴張，到達了愛丁堡、格拉斯哥，甚至遠及俄羅斯聖彼得堡。其成員定期聚飲、談論性事、交流黃色笑話與歌曲，以及閱讀色情作品。他們還花錢請女郎把自己脫得一絲不掛。他們的核心活動是比較彼此的陰莖，並獨自或集體於陽具崇拜儀式上在他人面前手淫。這個俱樂部的成員都是中年、有產的體面人士：牧師、貴族、紳士、律師、軍官、海關、商人、工匠及學人。這個俱樂部大多數記錄與制品雖然已經遺失，但仍有一本關於其儀式器物的集子留存，其中點綴著贊美性自由的文字與圖畫——徽章、印記、腰帶、證書、賓治酒碗、陰莖狀酒杯、一本特意美化過的《聖經》，還有一個充滿了淫穢裝飾的圓形錫盤，成員們集體把精液射入其中（見彩圖22）。

在18世紀晚期與19世紀早期，英國的高級妓女同樣迎來了鼎盛時代。這些女人作為基蒂·費舍爾與範妮·穆雷的後繼者，已不僅是別人的情婦，更是風月場上獨立的企業家，她們的聲名與財富有時候可以與自己的男伴匹敵。南茜·帕森斯是一個裁縫之女，她相繼做過格拉夫頓公爵與多塞特公爵的情人，隨後又嫁給梅納德子爵，最後在她五十歲出頭之時，在梅納德勛爵的同意下，她成為了年僅十幾歲的貝德福德公爵的伴侶。格蕾絲·達爾林普爾·艾略特因與一個愛爾蘭貴族通奸而與丈夫離婚，後來成為了喬姆利伯爵的長期情婦，但有時也與多名法國貴族以及威爾士親王卿卿我我；其私生女亦嫁入了貴族之家。無數其他女性同樣贏得了或大或小的聲名。

特別是在倫敦和其他城鎮中，興起了一種服務於性快感的規模龐大的物質與文化產業。賣淫更加公開，也更為普遍。妓院和其他幽會地點公然張貼廣告，以滿足男性與女性在婚姻或性愛上的冒險追求。性疾病與性健康得到了公開辯論。報紙不斷地討論桃色醜聞與人物：某些報紙甚至完全用來登載性八卦與葷段子。色情圖畫與讀物同樣俯拾皆是。17世紀晚期以前，色情讀物主要局限於拉丁語、希臘語、意大利語和法語文本，多數以抄本形式流傳，其制作與售賣皆很隱蔽。可到了18世紀晚期，英文淫書的市場已經極為繁盛。雖然淫穢品的出版仍然是非法的，但較之以往，如今要得到色情作品真可謂易如反掌。到了世紀之交，即便是女學生與鄉村牧師也有可能獲得出版商發行的淫書以及春宮圖，“裸體的男女交合在一起，采用各種姿勢，站立的，躺下的，坐著的，統統不堪入目”（見插圖52-53）。所有這些都反映了一種新的性趣味，即將其視為現代的、啟蒙的、自然的、理性的最高快感。它同時也是媒體革命的一個產物，其開辟的新變，其為性宣傳與性追求所提供的無限機遇，皆已紮根世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