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絕代雙驕 八 宣武帝失政

高肇殺了元愉、元勰後不久，被加封為車騎大將軍，繼而又升任司徒，位登三司（也就是所謂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小人如此得勢，足可看出，北魏的衰亡已經不可避免。

清河王元懌是個明白人，他曾經在一次宴席上，乘著酒勁，挖苦高肇說：“天子的兄弟能有幾個，按你的殺法，差不多要翦除幹凈了！過去王莽憑著國舅的地位，篡了漢室江山；如今看閣下的樣子，恐怕最終也會制造禍端吧。”

元懌還勸宣武帝要防微杜漸，不可以放松警惕，並提出北魏是“明君失之於上，奸臣竊之於下”，禍亂的根源，便在於此。宣武帝聽了不以為然，笑笑作罷，依舊袒護高肇。

宣武帝手中掌握的是個處於大變革時期的帝國。孝文帝時代留下來的一項項制度，都有待於進一步的貫徹與執行。孝文帝處理政事，極認真，也極負責。史載他“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他的治世哲學是：“凡為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禦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身為執政者，如果不能夠平等誠懇地以統一的標準對待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又豈能讓天下人平等誠懇地做事，又豈能將改革措施一如既往地推行？

宣武帝恰恰不能做到這些。他最擅長的，是佛教的義理。他喜歡在內宮召集天下名僧，親自講經論道（北魏中後期的皇帝，佛學的修養都不低，而以宣武帝為最甚）。大道理誇誇其談地說了一堆，他本人並不能領悟多少。對於傳承自前朝的政策與制度，他非但不能像父親那樣平等誠懇地執行，還大打折扣，很多東西到他手中就變了味。

比方說“俸祿制”，其本意是杜絕貪腐，改良官吏隊伍。孝文帝處理貪官是絕不手軟的，尤其對於皇親貴族貪財恣縱，不是發配就是處死。宣武帝呢，則純粹隨心所欲，感情好了，根本不予處理。被殺身死的元禧、元詳、元愉，一個比一個貪，倒台的原因，卻不是因為執法嚴格，而完全是政治鬥爭的結果。打壓他們的高肇，一面舉著打擊貪汙的招牌，一面下手比誰都狠：元禧被誅後，他家的所有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全部被高家霸占。宣武帝樂得做個順水人情，對舅舅的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其他的貴族，像廣平王元懷這樣的，也是一個勁地貪，只要皇帝信任，就不用擔心任何懲罰。

姑息違法亂紀行為的結果，北魏的社會再也看不見孝文時代嚴謹的風氣，洛陽城奢靡安逸的生活培養了一批不思進取的社會蛀蟲，甚至出現了賣官鬻爵的現象。《魏書》認為宣武帝的水準相當於西漢的元帝、成帝和東漢的安帝、順帝。以我看來，這是給了面子。宣武帝統治的十七年，比無所作為，更加糟糕。

宣武帝並非不想有所作為，他曾經對前來求和的柔然使者說：“你們蠕蠕先祖社侖乃我大魏的叛臣，之所以暫時不來攻打你們，只不過現在江南未平，所以讓你們多活幾天。想和我國通和，是不可能的。如若你們稱藩修禮，那麽我國自會優待於你。”

由此可見，宣武帝的目標是天下，他的抱負是要統一南北，廓清宇內。但他既不能像孝文帝那樣親臨前線，指揮作戰，也缺乏必要的戰略眼光，白白浪費了孝文帝留給他的大好局勢。

鐘離之戰前，他兩次拒絕邢巒的正確建議，放棄在西線奪取益州，將大兵集結在東線，損兵折將之余，還逼得益州刺史王足投了南梁。鐘離之戰後，他並沒有吸取教訓，繼續以東線為攻擊重點，尋機報仇雪恨。沒料想，舊恨未消，又添新仇。

郢州司馬彭珍於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叛逃，帶領梁兵攻打郢州治所義陽。懸瓠將領白早生也殺了豫州刺史司馬悅，向南梁的司州刺史馬仙琕求援。宣武帝派元英、邢巒南下征討，沒費什麽工夫就奪回了叛降的各城，馬仙琕也被元英擊退。信誓旦旦的元英一路緊追馬仙琕，欲報鐘離之恥，聽說韋叡的援軍就在前方，便不再追趕。

（看起來元英是患上了“恐韋症”，即便有面對面報仇的機會也不敢貿然行動；同時也說明北魏軍隊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不像過去那麽讓人放心了。此戰結束後過了一年（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元英抱著終身的遺憾病故，“戰神”韋虎也從此定格為北魏克星）

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形勢反轉。南梁的朐山（今江蘇連雲港西南）發生內亂，守將劉晰被民眾所殺，首領王萬壽向北魏徐州刺史盧昶求援。盧昶派郯城和瑯琊的守將張天惠和傅文驥前往救援，打敗了南梁的守兵，占領了朐山。這時宣武帝又犯了戰略方向的錯誤，他聽從盧昶的上表請求，派出多支軍隊，累計十萬多兵士，力圖守住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