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裏的異鄉人安·蘭德自由理念的非美淵源（第4/7頁）

老自由主義者是否為激進派（當時還不一定是布爾什維克）的驅除，挖好了自己的墳墓？亞歷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兩朝的保守分子已經有這種看法了。然後，俄羅斯保守派流亡者又向俄羅斯自由派流亡者拋出了同一命題的無數修訂版。在這場爭論的高潮，憤怒的保皇黨人向米留科夫（Milyukov,1859—1943，立憲民主黨領袖、臨時政府外交大臣）開槍。奧爾加的父親挺身而出，為朋友和黨魁擋住了子彈。今天，索爾仁尼琴和他的同道仍然在爭論這個問題。或許，這樣的毒舌並不過分刻薄：蘇聯史學想證明“都是我的功勞”，保守派史學想證明“都是你的錯”，自由派史學想證明“是好是壞都別賴我”。

無論如何，奧爾加的父親拒絕承認這個命題。他參加了立憲民主黨的創立大典，當選為國家杜馬（議會下院）議員。尼古拉二世發動十月政變，解散了杜馬。他加入“拒絕解散派”議員的行列，逃往自治的芬蘭大公國，在那裏發表了革命性的《維堡宣言》。然而，歷史的劇本似乎出了一點點小問題，看來俄羅斯國民不準備像倫敦市民保護長期國會一樣保護他們。當然，這並不影響未來的臨時政府國務秘書返回京師繼續出任議員和其他要職。在這個萬惡的警察國家，警察能夠懲罰名流反對派的時代早已結束了。

作為帝國的局外人，猶太人羅森鮑姆家族從外省遷往京師，為的是更大的安全、更少的歧視和更多的資本主義發展機會。他們在這三方面都如願以償。1904年，藥劑師澤爾曼·沃爾夫·紮哈洛維奇·羅森鮑姆（吉諾菲）和牙醫卡娜·博爾克夫娜·卡普蘭（安娜）結婚。他們就是阿麗薩的父母。在斯托雷平的威權主義－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羅森鮑姆夫婦的藥店生意相當興旺。不過，俄羅斯猶太人處理財富的方式不像西歐新教徒，他們一般不考慮擴大投資，建立超越家族可控範圍的商業帝國，或是興辦公益事業，爭取鄰裏愛戴，當選國會議員。（當然，神聖俄羅斯的法律也不會允許他們這樣做，雖然納博科夫家族和立憲民主黨正在竭力為猶太人爭取同等國民待遇。）他們的做法體現了十足的東方式智慧：首先，投資培養血緣家族網絡；其次，收藏財不露白、輕便易攜的貴金屬首飾；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就是投資兒女的教育。東方人的歷史經驗告訴他們，物質財富是世界上最沒有保障的東西，很容易同時遭到上層和下層的掠奪，迅速將有形資本變現為不可能掠奪的教育資本，才是真正精明的策略。

不用說，阿麗薩（以及她的妹妹娜塔莎和諾拉）就是這種會走路、會寫文章的活動投資對象。中國社會對待這種科舉英雄或優等生的態度跟猶太社區極其相似，因此用不著多加解釋。畢竟，這兩種社會都是降虜文明的成功典範，習慣於把被人征服（被本國冒險家或冒險家集團征服並不會造成重大區別）視為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這樣的文明把保身避禍視為世俗智慧的最高境界，融化在血液裏，構成無須論證的前理解；把“當家做主”視為類似“好人上天堂”的彼岸世界特征，跟世俗生活沒有直接關系。一般而言，優等生投資品享有特立獨行的自由，尤其擅長破壞性理論分析。但社會協調能力和社區服務能力絕不是他們的強項。甚至可以說，他們非但不是英美社區領袖的等價物，反而是其對立面。後者的特長不是智力和書面知識，而是庸人的道德素質——正直、虔誠、誠實、樂於助人、熱心公益。在蘭德的思想體系中，敵視庸人占據了突出的地位。她設計的精英創造者如此好戰、如此自信，令人懷疑他們怎麽可能長期廝守而不相互廝殺。在阿麗薩自己的現實生活中，這樣的鬥爭確實司空見慣。

安娜經常擔心，女兒雖然聰明，卻實在缺乏社交禮儀。但她似乎不明白，這正是她自己的培養或投資方式的必然結果。優雅、謙遜的舉止是品質和經驗的產物，只能在如魚得水的社區生活中才能發育。書齋理論家的社交行為若非笨拙，則必然傲慢，或者兼而有之。即使修道士強調謙卑克己，他們的謙卑也會變成一種炫耀謙卑聖潔的另類傲慢。安娜指望阿麗薩多跟奧爾加交流，為的是改善阿麗薩的舉止風度，但阿麗薩和奧爾加的友誼簡直就是兩位見習政治理論家的武林切磋。1917年學究政治流行以前，兩個女孩的關系不過泛泛而已。這種辯論盡管能磨礪批判性智力和虛榮心，但卻會削弱情景理解力和同情心。任何進化生物學家都會告訴你，智力的進化優勢在於情景理解力，批判性智力至多不過是文明產生後的副產品。任何心理學家都會告訴你，擅長同情和理解是良好社交的正面資源，擅長炫耀智力則是負面資源。訓練一個成功的理論家，無異於謀殺他身上潛在的社區領袖力。知識分子是社會的好仆人，卻是壞主人。他們身處幫閑不幫忙的位置，往往顯得才華橫溢，令人惋惜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然而愛虛榮的聰明人一旦當權問政，就會使人懷念有責任感的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