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時代的異鄉人托克維爾的問題意識與中國人的問題

歷史著作有兩種：單純考據的歷史，為政治哲學服務的歷史。二者差異之大，不亞於乾嘉之學和義理之學。前一種著作針對文科的專業技術人員，後一種著作針對公眾或外行讀者。波舒哀、伏爾泰、麥考萊、馬克思、韋伯、斯賓格勒、湯因比、哈耶克、凱恩斯影響最大的著作都屬於後一種，在考據意義上都不合格；但公眾的世界想象和歷史圖景幾乎完全由後一種著作塑造，“資治通鑒”而非“為學術而學術”才是他們重視的價值。在他們的偉大體系中，政治哲學構成無所不在的磁場，歷史材料僅僅是看得見的鐵屑，沿著看不見的磁力線自動歸位。證偽某些材料對整個體系幾乎沒有影響，因為可以自動歸位的鐵屑數不勝數，隨時可以更替而無須改變任何重要論斷。

這種體系的唯一替代物就是其他體系，而不是任何高度精確的材料。它們就像地圖，肯定有簡化和歪曲的地方。惟其如此，才能為異鄉人指路。一幅處處精確得“跟王國一樣大的王國地圖”，即使在博爾赫斯的小說裏，也毫無價值。如果某種體系不能滿足你，你需要的替代品應該是更有指示性的地圖，而不是更精確的地圖。例如，你可以得到更有用的汽車交通圖，但它肯定會拉直和簡化山脈河流的真實形狀。

托克維爾的著作無疑屬於這種體系。它們可以列入絕對主義和近代早期的歷史著作，但意義不大，因為思辨和分析太多而原始材料太少，不符合歷史技術員的期望。托克維爾真正的知音都是廣義的社會學者或政治學者，希望“通古今之變”並從中獲得啟示或洞見而非可靠的事實。洞見是經驗和直覺的產物，不能證明只能領會。讀者必須分享作者眼中的世界圖景，對照自己心中的世界圖景，以古證今，才能資治通鑒。如果僅僅根據表象劃分“某某主義”“某某派別”，就會消泯醍醐灌頂的啟示，而後者恰恰是這種著作的真正價值所在。如果你把貓咪和金魚劃為自由派，把老虎和鯊魚劃為保守派，得到的結果就會是這樣。

從圖書館分類學的意義上說，托克維爾屬於保守的自由主義者，但這種僵硬的說法沒有什麽價值。從問題意識和世界圖景的角度看，托克維爾跟斯賓格勒和韋伯有極大的可參照性——他們有相近的出發點，跟麥考萊和哈耶克卻頗有些貌合神離——他們只是有相近的敵人而已。在麥考萊的世界圖景中，自由與文明已經長成參天大樹，希望的種子正飛向萬國和後世；專制和野蠻只是待開發的資源，並不是值得考慮的競爭對手。在哈耶克的世界圖景中，自發秩序是達爾文的雜草，雖小而能大，雖弱而能強；理性設計是荒野中的凡爾賽花園，只要得不償失的幹預之手稍稍放松，就會被荒野吞沒。然而，托克維爾、韋伯、斯賓格勒的世界圖景是：自由與文明的最佳狀態已經結束或是很可能行將結束，粗鄙的同質化沙漠注定要淹沒百花齊放的綠洲。托克維爾把這種未來稱為“民主”，韋伯稱之為“鐵籠”，斯賓格勒稱之為“群眾的無形態政治”。如果托克維爾顯得比較樂觀，原因主要在於他的參照系是早期美國，而韋伯的參照系是戰時普魯士，斯賓格勒的則是晚期羅馬。

托克維爾生在這樣一個時代：各等級共治（封建主義或貴族政治）的舊歐洲經過絕對主義國家（王權削平貴族，實現初步平等化），最終步入大眾民主制（群眾消除王權，實現全面平等化）。如果我們用熱力學第二定理的框架觀察歷史，就會看到熵增（同質化取代異質多態）過程的不可逆性。一杯熱水和一杯冷水混合成一杯溫水，是自然的趨勢。兩杯溫水自發演變為一杯熱水和一杯冷水，是不可能的。同樣，身份不平等的各等級演化為身份平等的同質化群眾，這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因此，抗拒平等化無異於抗拒全能上帝的意志。明智之士只會考慮一個問題：我們想要平等的自由（美國），還是平等的奴役（拿破侖）？而如果想要前者，應該注意學習什麽歷史經驗？以上這兩個問題可以概括托克維爾的全部著作。

不言而喻，“托克維爾問題”跟托克維爾的生平背景關系密切。他和拉法耶特一樣，都是出身貴族的“人民之友”。他比誰都清楚，在身份不平等（封建時代）的幾百年中，是貴族和王權的鬥爭保護了歐洲自由的萌芽，使歐洲沒有像東方專制國家一樣萬馬齊喑。他相信，即使參差多態的自由和創造力伴隨著不平等的殘酷和壓迫，平等的幸福和安逸伴隨著平庸和單調，在全能上帝的眼中，後者仍然優於前者。然而，如果自由的生氣和平等的幸福能夠兩者兼得，除了極端怯懦、毫無志氣的人，誰會願意放棄這大好機會？何況，這種機會並不是理論上的空想。美國已經證明，在審慎而賢明的憲法體制下，自由與平等同樣欣欣向榮。天性驕傲的貴族可以在生而自由平等的美國人當中自由呼吸，就像在自己的家裏。如果貴族和群氓一起落入世界霸主平等的軛下，他的痛苦就比群氓大得多。由於平等的奴役同樣具有極大的內在穩定性，生活將變成永無止境的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