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裏的異鄉人安·蘭德自由理念的非美淵源（第3/7頁）

並不令人意外的是，童年時代的阿麗薩就是人們常說的那種“思辨型”或“僧侶型”學生——他們成績畸高，鶴立雞群，不善交際，形單影只。他們越是在具體的生活中笨手笨腳，就越是喜愛抽象思維的世界。在那裏，他們所向無敵，以酣暢淋漓的快感遮蔽了現實的挫敗感。他們不愛野草叢生的達爾文世界，只愛條理分明的柏拉圖世界。他們總想用理想矯正經驗，而不是用經驗修正理想。典型的青少年激進派就是這種性格類型，而不是任何一種社會或經濟地位。薩文科夫（Savinkov，1879—1925[9]）就是從這樣的苗圃中產生的，他的英雄人物總是橫刀躍馬，斬斷一切社會羈絆。蘭德的個人主義英雄在理論上是薩文科夫的死對頭，在氣質上卻是親兄弟；他們都非常鄙視社會習俗和感情紐帶，堅持用邏輯正確的利劍清除不合理的經驗現象。唯一差別在於，蘭德斬斷的不合理現象是集體主義和庸人對天才的嫉妒。

阿麗薩從小非常喜歡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的《阿羅史密斯》（Arrowsmith），她似乎以某種方式預見到自己的命運。中國讀者不太熟悉本書，因此不妨略加介紹。此書是功利主義者、進步主義者、專家治國論者小冊子的文學投影，集中嘲笑三種事物：小布爾喬亞社會的虛偽性、盎格魯傳統的虛偽性、基督教新教傳統的虛偽性。主人公自然是一位新興的醫學科研人員，在科學精神和進步信仰的支持下，快樂地享受特立獨行的優越感。毫無疑問，這種文學類型就是五四領袖人物的真正偶像。他們的理想一旦實現，就會是費邊社的某種修訂版：一個家長式管理的吏治國家，只不過統治者由善良的科學家取代。在真實發生的歷史中，路易斯·門肯（H.L.Mencken）一類人物只是英美社會的邊緣人，這個社會的支柱仍然是他們的三大嘲弄對象。只有在這種社會中，進步主義者的德賽兩先生和蘭德的理性個人主義才能作為點綴而存在。

理性個人主義約翰·高爾特（《阿特拉斯聳聳肩[10]》主人翁）和霍華德·洛克（《源泉[11]》）主人翁）是驕傲的反叛者，不信宗教，鄙視傳統，嘲笑庸眾，僅僅忠於真理。也就是說，他們絕對信任自己的推理能力。如果他們的推理結果跟社會演化（請注意是英美近代社會而並非美麗新世界）相悖（大多數情況都是這樣），他們就不僅不屑於虛偽的妥協，不憚於危險的對抗，而且熱衷於集結志同道合的優秀人物，建立自己的理想社區。對五四以後的中國讀者而言，這樣的形象實在談不上陌生。如果他們沒有從理論上激進地反對激進派，自己就會成為最合格的激進派。

當然，在白銀時代的俄羅斯，每個文學青年和大學生的自我形象都是這樣的。這個自我形象是他們真正的信仰，沒有任何挫敗能動搖他們的優越感。正因為如此，他們很難融入任何社會，甚至根本不想融入任何社會。年輕的阿麗薩在斯托由寧學校是這樣，年老的蘭德在美國也是這樣。“究其本質，我的哲學是作為一種勇敢存在的人的觀念。這個人自己的幸福是他生活的道德目的，豐富的成就是他最高貴的工作，理性是他唯一的神。”上帝的光指引樸次茅斯的清教徒，自我的光指引新個體主義的信徒。不為宗師，便為虛無。

二、學究政治及其見習生

1915年，阿麗薩接觸到生平第一位真正重要的朋友。奧爾加·納博科夫這個名字就能引起無限的聯想。沒錯，就是那個納博科夫家族，《洛麗塔》的家族，俄羅斯“英國貴族自由主義”的道成肉身。在克裏米亞戰敗後的改革歲月，奧爾加的祖父是改革者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司法大臣。他在這個號稱最為專制的帝國引進了陪審制，而且確實站穩了腳跟。恐怖分子刺殺沙皇，引起亞歷山大三世及保守派大臣的反動，後者參考休謨和托克維爾都提到過的歷史借鑒，運用逆向思維得出結論：亨利八世和路易十四堅持專制絕不動搖，最終獲得萬民崇拜；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實施不徹底的改革，反而身首異處。由此可見，防範革命的秘訣不是改革，而是拒絕改革的堅定性。於是，納博科夫家族實現俄羅斯版“格萊斯頓內閣”的機會就化為烏有了。

如果說亞歷山大二世沒有能力實施徹底的改革，那麽亞歷山大三世同樣沒有能力實施徹底的反動。據說，老納博科夫在新朝的舉措相當於“一個水手遭遇風暴，為了保全貴重的貨物，把不那麽有價值的貨物扔進水裏”。顯然，以20世紀的標準看，他保留的“貨物”確實非常貴重，其中包括著名的陪審制。在亞歷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所謂反動專制統治下，俄羅斯帝國陪審團的博愛精神不下於帝國法典編纂者（老納博科夫的同僚）。他們極少判殺人犯死刑，不斷將證據確鑿的恐怖分子無罪釋放，對侵犯財產的懲罰比邊沁派法學家更開明。無罪釋放的美女刺客凱旋，圍觀群眾拋出的鮮花為她鋪成一條地毯。俄羅斯公眾憧憬這樣的場面，渴望把自己代入明星主角的位置，其熾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美國青少年對電影明星及其粉絲團的羨慕嫉妒恨。正如曼德爾施塔姆所說：“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是時代的弄潮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