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時代的異鄉人托克維爾的問題意識與中國人的問題（第2/3頁）

當然，“托克維爾問題”只適用於封建將亡未亡、平等將興未興的時代。在中國，唯一勉強接近這種形勢的時代就是春秋戰國時期。然而，以後的歷史路徑則呈現跟美國相反的方向：美國人為了自由而爭取平等，兩者兼得；秦政以後的中國人為了平等而消滅了貴族，接著就把平等和自由一起丟掉了。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人讀到托克維爾論平等的奴役，一定不會無動於衷。他的大意是：如果平等與奴役的結合長期化，心靈的水準一定持續低落。實用技術或許可以繁榮，然而追求純粹科學的理論探索肯定無以為繼。（這時中國讀者會叫道：李約瑟問題！）全民陷於平等的愚昧，統治者只要壟斷少量的知識，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統治。這樣的國家就像一座黑暗、狹窄、令人窒息的小屋。（這時中國讀者又會叫道：鐵屋！）

從歷史的黎明到近代世界的黎明，東西方文明迄今為止的經驗為我們描繪了這樣的歷史路徑：日耳曼蠻夷步入文明世界，將部落組織直接變形為封建體系。“國王、貴族與人民”是“酋長、長老和人民”天然的政治後身。

階級森嚴，尊卑判然，但沒有一個淩駕於各階級之上又外在於社會（Society）的強大政權，社會或者不如說諸社團（Societies）依據王國的法統（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和各階級的法權（Legal Rights）自我治理。各階級的利益訴求是以爭奪法統、保衛法權的形式進行的，二者的基礎都來自歷史權利（Historical Rights）。各階級並非不關心利益，但他們知道，有了諸特權與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面包和其他一切都會隨之而來。國會是各階級代表及各法人團體代表進行利益博弈的場所。國會就是自由，因為自由就是各階級博弈的產物，立憲政體就是各階級的力量平衡。

這種自由是階級社會的產物。階級社會以不平等為原則，但並非一切不平等社會都能產生自由。在東方的吏治國家中，尊卑和財富（不是財產或財產權）的不平等遠遠超過階級分明的封建社會，全能國家面對散沙社會，國家和社會界限森嚴，但社會各階級的分野模糊混亂，沒有明顯的階級意識，尤其沒有封建歐洲那種能自我治理的階級組織。可以說，這個社會有尊卑貧富，卻沒有作為諸特權與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主體的階級。甚至只有在歐洲語言中，這兩個詞才能讀出原有的含義。

在這個社會中，君主只是遊民無產者中的幸運兒，可以通過赤裸暴力取得統治地位，而不需要法統依據；一旦離開赤裸暴力就會一無所有。貴族只是得寵官僚的榮譽稱號，沒有離開政權以後仍然可以分庭抗禮的獨立階級力量。城市只是人口較多的鄉鎮，沒有自治組織和憲章。平民群眾更換身份就像更換衣服，因為沒有嚴密的階級組織可以保護並約束他。鬥爭不在有組織和法權的各階級之間展開，而在原子化的個人之間進行：不為權利，而為生物學層面上的（幸運兒的）富貴或（不幸者的）溫飽。這個社會最鮮明的特征就是組織資源極其匱乏。

這個社會早已越過自己的封建時期和絕對主義時期，進入文明的暮年。吏治國家產生的目的本來是仲裁各階級的沖突，但它越來越強大，超過了所有階級力量的總和。吏治國家早已折斷了各階級的骨骼，吞食了它們的血肉，把殘骸化為原子化的個人，因為任何組織資源都可能是它的潛在威脅。在外部觀察者的眼中，這個龐然大物沒有骨骼，沒有組織器官的分化，由面目雷同的阿米巴直接聚集而成。

吏治國家是最後的組織資源，一旦解體，社會就會瓦解為阿米巴狀態。吏治國家是社會最大的詛咒，也是唯一的救星：吏治國家是最後一道符咒，將無政府狀態禁錮在膽瓶中。吏治國家是社會喪失自我治理能力後，賴以延續殘年的外部起搏器。有人幻想有了先進、精密的起搏器心臟就會強大，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另一些人幻想打倒起搏器心臟就會強大，這是一個更加嚴重的錯誤。如果你在和平時期就離不開起搏器，盡可能維持現狀就是最好的選擇。

這個社會卻享有一種奴役的平等，平等程度往往超過享有法權的階級社會。在沒有法統的地方，命運有最大限度的不可預測性。末路王孫青衣行酒，裏巷小兒幹祿公卿，皆為司空見慣，不會受到階級或任何組織規則的限制或保護。沒有規則就是最大的規則。這種平等的代價之一，就是王侯將相無種，大位人人可欲。因此，帝國必須把全民視為假想敵，提前發明了20世紀獨裁者自以為應該享受專利的許多鎮壓技術。

“托克維爾問題”產生於托克維爾對未來的恐懼：平等化通常以追求“自由的平等”為開端，可是一旦走錯了路，就會演變為“奴役的平等”。然而，對我們而言，這一切已經是既成事實。如果我們想知道怎樣才能擺脫“奴役的平等”，實現“自由的平等”，那麽他們無法在托克維爾這裏找到答案。在托克維爾看來，既然歐洲人參考美國經驗預防“奴役的平等”的希望極大，那他為什麽要坐在岸上研究“怎樣先落水再爬上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