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時代的異鄉人托克維爾的問題意識與中國人的問題（第3/3頁）

有些讀者以為托克維爾的著作能提供避免大革命的妙計，這完全是郢書燕說的產物。春秋時期和封建歐洲還有一些形態上的類似。秦政以後，任何時代的中國政治社會形勢都不能跟歐洲封建制或絕對君主制相比。而且，即使中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有共同之處，中國的歷史時間表也是在革命後而非革命前。任何人都清楚低血壓和高血壓皆可以造成暈眩，但萬萬不能用同一種藥。如果對中國社會的診斷錯誤，開出的藥方就肯定錯誤。錯誤判斷中國社會形勢，推行不對症的西方理論，已經多次給中國帶來災難。托克維爾的文學政治論倒可以適用這種忽視歷史背景的輕佻評論家。

在後革命時期，法國人應不應該擺脫“世界霸主平等的奴役”？如果應該，怎樣才能擺脫平等的奴役？托克維爾沒有提供答案，甚至沒有給予多少關注。這個問題通常跟伊波利特·泰納（H.A.Taine）《現代法國的起源》聯系在一起。不過，這些想要“以史為鑒”的人其實也不關心“泰納問題”。他們的真實想法類似迎娶奧地利公主的拿破侖：如果既不能走正統派的老路又不能走共和派的新路，那麽拿破侖的事實政權應該怎麽辦？然而，法統（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問題是憲制問題的一部分。托克維爾的切入點是身份平等與社會演變，沒有涉及這方面的困難。實事求是地說，中國讀者不應該對此過度闡釋，否則很容易把自己的期望當成托克維爾的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