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理的歷史與考證的歷史卡爾·貝克爾的漢宋之爭

根據中國傳統的學術分類法，一切學問都可以列入“漢學”和“宋學”兩類。二者的差別在於價值取向，而非內容（更不是朝代或時代）。“漢學”是考證之學，認為意義存在於事實之內，你只要將經典著作涉及的史實考證清楚，先聖想要保存的價值就會自動凸顯，無須過度詮釋；先入為主的解釋體系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宋學”是義理之學，認為意義是甄別事實的準繩，經驗型的考據雖有一定價值，但先聖奠定的價值體系才是衡量萬物的尺度；前者零星散碎，可靠性、波動性極大，後者萬古不變，永遠可靠。

在西方，瓦拉（Lorenzo Valla）、卡姆登（William Camden）和近代實證主義的史學形成了一個類似“漢學”的思想系譜。他們自己並非沒有價值觀，但極不願意將價值帶進事實當中。很自然地，他們對解釋體系持懷疑態度，甚至認為這是技術手段不夠專業的體現。另一方面，西方史學的核心人物都屬於類似“宋學”的系譜。不過，他們的價值體系要豐富得多。修昔底德有他的悲劇體系，波舒哀有他的基督教目的論體系，麥考萊有他的輝格史學體系，馬克思有他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斯賓格勒有他的歷史形態學體系。這些體系彼此之間的分歧遠遠超過他們跟考據派的分歧，各種義理的爭論構成了迄今史學史的主要內容。

19世紀末葉，西方史學界的輿論氣候經歷了兩次轉變。首先，輝格史學的集大成者麥考萊、梅特蘭和斯塔布斯將自由主義－立憲主義的“義理之學”推到了近乎圓滿的地步。如果你拒絕跳出他們的“義理”框架，那你就沒有重大創新的機會。無論怎樣補充資料，都只會像磁鐵周圍增加的鐵屑一樣，自動順著原有的磁力線排列。迄今為止，這種基本格局仍然沒有多大變化。於是，自由主義史學進入平台期，類似儒學的“後朱熹時代”只剩下注釋的工作。主要原因不在於外在的壓制，而在於理論體系已經窮盡其內在的可能性。好奇求新是知識界的基本動力，這種局面自然會引起反動。反動只能走出兩種路徑：不是另立“義理”，別開生面，就是回歸“考證”，棄虛就實。馬克思和斯賓格勒代表前一種選擇，他們對自由主義主流派的挑戰非常類似 “陸王心學”和佛學對“朱子學”主流派的挑戰。蘭克和“科學學派”代表後一種選擇，他們對輝格史學的挑戰非常類似“乾嘉之學”（清代漢學）或“實學”對明代宋學的挑戰。

明眼人不難看出，任何“義理之學”都有濃厚的“路線鬥爭”意味。義理之爭不可能局限在書房內，最終都會演變為“世界之命運”的鬥爭。“義理”就意味著價值塑造，不可避免地導致相應的路徑選擇。你只要足夠誠實地接受了麥考萊的歷史框架，早晚會走上直接支持立憲政體、間接支持英美“自由帝國”世界霸權的道路。馬克思和其他門派的“義理”也逃不脫相應的歷史性後果。因此，“義理之學”的宗師一般不是職業學術技術員，他們的真實身份是儒家所謂的“素王”——沒有獲得機會的帝國奠基者和憲法締造者：孔子是生不逢時的周公，麥考萊是生不逢時的華盛頓，馬克思是生不逢時的羅伯斯庇爾。一張平靜的書桌容不下他們吞吐萬丈的豪情。縱然如此（或者不如說，正因為如此），他們雖然早已征服了大世界，在學院小圈子內卻往往競爭不過“乾嘉之學”。

從歷史上看，專業化學術是隨著19世紀中產階級一起產生的。專業學者的性格跟他們的社會身份具有高度同構性。他們是技術員，不是思想家，通常也沒有做思想家的能力或雄心。他們運用考據技術相互競爭，猶如好木匠憑手藝（而非宗教或政治主張）相互競爭。蘭克學派和專業知識人產生的時間恰好吻合，二者的價值取向天然具備歌德所謂“選擇性親和力”，而以前流行的輝格史學又已經太熟悉、太因循，不能滿足知識時尚界的創新虛榮心。於是，“科學學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學院圈內占據了主流地位。當然，我們不要忘記，學院圈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小世界”。在外面的大世界裏，輝格史學正處於歷史最高峰。美洲西部荒野的代課教師、南腔北調的印度學童、新加坡的華人打工族都在自覺不自覺地傳播通俗版麥考萊理論，根據輝格史學的世界體系安排自己的前途。馬克思的門徒雖然處在邊緣地位，仍然遠比任何時代的學院派人多勢強，一心盼望絕地大反攻的機會來臨。許多著作談論“主流”或“非主流”時，沒有明確區分社會主流和學院主流。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兩者並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