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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產生的後果是中國自秦政取代周政以後，不可能存在軟弱而神聖的合法政權。西歐君主或日本天皇可以維系歷史傳統，化身為立憲君主制的支點，但中國式朝代做不到這一點。原因不僅在於當時政治家的低能和政策失誤（雖然這些因素的確存在），更在於朝代本身就是亞裏士多德意義上的僭主制而非君主制，依靠赤裸暴力建立，又在赤裸暴力中滅亡。不是為所欲為的霸君，就是任人宰割的孱王，其間並無中間道路。除赤裸暴力外，沒有其他方式可以獲得權力和社會尊重。因此，革命和反革命都能天然吻合朝代政治，但立憲政體卻是十足的另類。在中國，（黎元洪式）“軟弱的合法政權”只會博得升鬥小民發自內心的鄙視，一如霸君不難獲致受害者的寬容、理解甚至崇拜。如果歷史的確選擇了什麽，那麽兩千年秦政為我們選擇的就是這種路徑依賴。

從歷史的黎明到近代世界的黎明，東西方文明迄今為止的經驗為我們描繪了以下的歷史路徑：日耳曼蠻夷步入文明世界，將部落組織直接變形為封建體系。“國王、貴族與人民”是“酋長、長老和人民”天然的政治後身。

簡陋的文明沒有不同於私人事務的公共事務，更不知有公共財政。“人君自食其邑”是封建歐洲的通則，能否從采邑取得租賦是領主與其封臣的私人契約關系，同其他人無關。各階級老死不相往來，王國或采邑的事務是國王或領主的私人事務，與其他人無關。

不存在進步的概念：社會秩序公認為永恒，法律是全能上帝的意志和古老風俗的總結，立法者只能發現法律，不能制定法律。為了改變既有的社會秩序而制定新法，不僅是危險的創新而且帶有褻瀆神明的味道。

各方發生沖突時，以戰爭、決鬥、司法來裁決。三者的區別只是規模大小不同，司法只是一種比較規範的決鬥形式。法庭不是淩駕於沖突各方之上的管理者，而是居於沖突各方之外的仲裁者；司法多元，沖突各方常常有選擇不同司法體系的余地；不同司法體系常常會為了吸引顧客——當事人而優化法律和程序，能夠經受時間考驗的法律和程序會積累為成例。這就是習慣法的自發進化史。

領主與封臣經常發生戰爭、決鬥或訴訟。司法裁決缺乏強制力，結局往往是一方或各方挑起新的戰爭、決鬥或訴訟。因此，戰爭、決鬥和訴訟都是封建西歐的自然狀態，和平反而是特例。所以法學家是教士之外最大的知識分子群體，其聲勢通常僅次於教士與貴族。

當封建體系沒有預料和準備的新事務出現，不屬於任何階級的傳統範圍，且超過封建體系能夠負擔的程度時，各階級選出代表，開會討論如何分擔費用。這就是國會或等級會議。公共事務就是這樣起源的，而最主要的公共事務就是籌款。

當政府征稅和用稅必須經納稅者（可以是納稅各階級或法人團體，不一定是納稅人）同意和管理時，自由或立憲政體（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誕生了。

階級森嚴，尊卑判然，但沒有一個淩駕於各階級之上、外在於社會（Society）的強大政權，社會或者不如說諸社團（Societies）依據王國的法統（Legal Constituted Authority）和各階級的法權（Legal Rights）自我治理。各階級的利益訴求是以爭奪法統、保衛法權的形式進行的，二者的基礎都來自歷史權利（Historical Rights）。各階級並非不關心利益，但它們知道，有了諸特權與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面包和其他一切都會隨之而來。國會是各階級代表及各法人團體代表舉行利益博弈的場所。國會就是自由，因為自由就是各階級博弈的產物，立憲政體就是各階級的力量平衡。

這種自由是階級社會的產物。階級社會以不平等為原則，但並非一切不平等社會都能產生自由。在東方的吏治國家中，尊卑和財富（不是財產或財產權）的不平等遠遠超過階級分明的封建社會，全能國家面對散沙社會，國家和社會界限森嚴，但社會各階級的分野模糊混亂，沒有明顯的階級意識，尤其沒有封建歐洲那種能自我治理的階級組織。可以說，這個社會有尊卑貧富，卻沒有作為諸特權與諸自由（Privileges and Liberties）主體的階級，甚至連這兩個詞都只能在歐洲語言中才能讀出原有的含義。

在這個社會中，君主只是遊民無產者中的幸運兒，可以通過赤裸暴力取得統治地位，而不需要法統依據，但一旦離開赤裸暴力就會一無所有。貴族只是得寵官僚的榮譽稱號，沒有離開政權以後仍然可以分庭抗禮的獨立階級力量。城市只是鄉鎮中人口較多的，沒有自治組織和憲章。平民群眾更換身份就像更換衣服，因為沒有嚴密的階級組織可以保護並約束他。鬥爭不在有組織和法權的各階級之間，而在原子化的個人之間；不為權利，而為生物學層面上（幸運兒的）富貴或（不幸者的）溫飽。它最鮮明的特征就是組織資源（包括階級）極其匱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