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人馬基雅維利：史跡、史學與史觀（第2/3頁）

1501年前後，馬基雅維利的主要政治保護人皮埃羅·索德裏尼（Piero Soderini）當選為終生正義旗手[50]。這標志著佛羅倫薩已經從1498年薩沃納羅拉倒台的旋渦中擺脫出來，開始進入一個（以佛羅倫薩標準而言）政局相對穩定的時期。從此，馬基雅維利的政治行情看漲，開始獲得在外交事務中獨當一面的機會。在這個位置上，他自己就是意大利文藝時代人物和歷史事件的焦點之一，《君主論》無異於一部理想化的自傳或回憶錄[51]。1502年，他奉佛羅倫薩共和國的訓令，出使瓦倫蒂諾公爵愷撒·波契亞在切塞納的行營。

這一使命的背景是：愷撒·波契亞在其生父亞歷山大六世的扶植下，以羅馬尼阿（Romagna）為基地建立了一個有強烈擴張跡象的新權力中心，其行為模式不遵守舊式規範，有可能危及威尼斯—米蘭—佛羅倫薩—那不勒斯長期形成的四邊形勢力均衡外交。特別是：羅馬教廷傳統上是沒有武裝的，其廣大的領地掌控在地方豪強之手，因而其資源並不能有效組織起來為教廷所用[52]。如果愷撒消滅了這些豪強，將自己的軍事力量與羅馬教廷的傳統資源結合起來，將會給未來政局增添許多不確定因素。因而，受波契亞沖擊波影響的各邦必須采取現代外交家稱為風險管理的行動。這樣的任務需要特使個人針對事態變化相機行事，自行承擔確定母邦外交政策的責任。相形之下，馬基雅維利兩年前赴法蘭西的使命就只是重申兩國早已達成且實施了多年的同盟，不需要多少主動性和個人責任。鑒於馬基雅維利這時出仕不過四年，位不過國務秘書，索德裏尼對他才幹的評價其實是相當高的。後來馬基雅維利經常用嘲諷的口吻描寫這位公仆，與其說代表了兩人的真實關系，倒不如說出於文學修辭術的需要。

執政團（Signorh）要求特使對公爵表示友誼，但不得作出實質性的承諾，如果可能的話，附帶收集一些情報。馬基雅維利對愷撒·波契亞的智商和魄力的敬畏不下於對頂頭上司索德裏尼鼠目寸光的蔑視，對此行的結局早已了然。12月23日、26日的報告陳述了他對波契亞處決前羅馬尼阿總督雷米羅·德·奧爾科（Remirro de Orco）事件的見證，日後，這些內容將在《君主論》第七章再現。

1512年，路易十二從意大利撤退。但意大利各邦的勢力均衡並未因始作俑者的退出而恢復，反而為另一個外部幹涉者——西班牙提供了機會。這對依賴法國的佛羅倫薩共和國是最大的打擊。拉維納戰役從各方面講都是馬基雅維利的致命傷，他心目中最值得信任的國民軍不堪一擊，美第奇家族憑借的客軍卻不負所望，他的政治理論、政治實踐和個人命運都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53]。下野、入獄、文窮而後工，似乎可以在精神領域挽回現實中的敗局。但與他呼吸相通的意大利各邦已經不可能從他的智慧中獲益了，因為它們的命運已經不再取決於本國的憲法體制是否優良、政治策略是否高明，而是取決於阿爾卑斯山外的各大國博弈。意大利這塊實驗田的地力已經耗盡了，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學跟亞裏士多德的政治學一樣，都是在黃昏時節才起飛的貓頭鷹。

馬基雅維利是一個人文主義歷史學家嗎？這完全取決於“人文主義”的定義，然而比這個詞歧義更多的術語並不多見。如果“人文主義”指的是世俗主義的史觀，拒絕接受基督教會預設的歷史目的論和線形史觀，那麽馬基雅維利肯定是純度最高的人文主義者。奧古斯丁和波舒哀的著作[54]最為清晰地演繹了基督教歷史學的框架和要點：其一，歷史有意義，因為體現神意；其二，歷史有進步性，因為基督為救贖人類只上過一次十字架，不會循環再現；其三，歷史有可知性，因為神具備絕對理性，能掌握歷史的目的和計劃，使之對神具有意義。一切表面上的混亂或不義，其實是人具備的有限理性不完善所產生的錯覺，在絕對理性面前根本不存在，一如農夫的犁溝在蜉蝣眼中只有混亂，在農夫眼中卻是有目的、有計劃、有意義的[55]。然而馬基雅維利的著作是史例和評注的堆積，方法上偏向經驗主義，完全無視在經院哲學中已經發展得很完善的演繹法，不能導出一個首尾呼應的體系，反而產生了大批彼此抵觸的意見或歷史教訓。歷來學人疏注之多，意見矛盾之大，無過於馬基雅維利，原因正在於此。何況，馬基雅維利即使不算古典共和主義者，肯定也是古典主義者兼厚古薄今論者。他一再重復文明循環論，認為腐敗—滅亡—蠻族代興是城邦—民族的自然結局，毫不遲疑地斷定他自己的祖國和意大利正在陷入腐敗—滅亡之途，把黃金時代放在格拉古時代以前的羅馬。在他的著作中，不存在線性進步，古今一切史例都可以抽出其歷史背景，放在同一平面上處理。這對希臘羅馬人而言，完全不成問題。然而對於基督教目的論史觀來說卻是格格不入的。（其實對近代以後各種進步論或目的論體系也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