Ⅴ（第2/10頁）
從純理論的角度分析，賢哲會議是國王以其聖斷為王國選擇的顧問團。從現實上講，國王將教會長老與名門世卿點入賢哲會議，是保證王子得以平安繼位的唯一通道。古老的風俗固執地堅持王位不世及，唯勇者居之，而諸王皈依後已經很少能保持“勇者之最”的名望，培養正統繼承權尚待時日，“國王駕崩”並不自動導致“新王萬歲”，而是重申賢哲會議“立王者”之權[64]。隨著教會確立“和平締造者”使命，諸王的軍事價值衰減，只能以捐贈教產博取“虔誠者”的聲譽來固位，而可捐贈的遺產不斷減少，這是墨洛溫家族“懶王”、加洛林家族“朗城王”（王邑僅余朗城一邑）的命運。然而，愛德華世系的中衰引入大陸的因素，威塞克斯伯爵哈羅德與諾曼底公爵威廉的遺產糾紛（私法取代公法）改變了故事框架。
三、諾曼：歐洲的英格蘭
至於庶民會議，自始就沒有固定的集會時間表，其職能以否決權為主，範圍及於一切法例與關系民生利害的事項。如此廣泛而含混的權力很可能給現代讀者一種印象：庶民會議行使著較王權、賢哲會議更大更有決定性的權力。事實恰好相反，否決權意味著謹守成例、不變法即不集會。習慣法即“精煉後的風俗”，立法或變法是一項駭人的壯舉。丹麥系或威塞克斯系的君主盡管多是戰場上的勇士，卻無一不是古老習俗的忠仆，因而“一切法例”略同於“習慣法外本無例”、無可議之事。封建知有家不知有國，“封臣的封臣不是封臣”，且絕無公務政務概念，於是“關系民生利害”者不外乎教會事務（已承擔小區一切民事活動與一切福利公益）與軍事（“古老壯健的自耕農”自備弓矢集為民團，貴族自備甲、馬為軍官，無所謂軍費、後勤），二者皆據成例而行，無人變法，無事可議。這樣，庶民會議的現實作用一開始就近於虛影，於丹麥、威塞克斯兩朝更“如水消失在水中”。實權搖擺於王室與賢哲會議之間，諾曼征服之前，天平大致上向賢哲會議一方擺動[65]。盡管僅存形式，撒克遜庶民會議仍是下院遠祖，也是多數文明起源時代通行的政制，歷史地位猶如“非洲夏娃”之於人類各種族。國會政體、立憲政體是尊崇形式、程序的政體，絕不會粗率地打斷自己的系譜。
以當時觀念，諾曼征服並不屬於入侵，而是封建時代多如牛毛的私人繼承權爭執之一。威廉公爵私人召請騎士，確定分利比例，但諾曼底公國貴族不予支持。而視諾曼底公國為國外、威塞克斯伯國為國內，更是民族國家形成後才有的觀念。哈羅德屬於戈德溫世系，向來是愛德華王的死敵，引用諾曼人對抗戈德溫世卿的政略，早在愛德華生前就開始了。不打破哈羅德控制賢哲會議的局面，國王就不能指望幼弱的子系保存王業。在絕嗣成為必然的情況下，引入威廉公爵為繼承人，國王並無損失，王權則大有裨益……諾曼武力結束了賢哲會議選舉國王的成例，使得王位繼承制得以確立[66]。在撒克遜世系中變得日益虛弱的王權，再度成為王國的主人而非賢哲會議的影子。
征服者威廉的政術，保留並尊崇賢哲會議的形式，過於前朝，有一年內集會至三次的，然而除禮儀程序外根本沒有議事內容。真正發揮作用的，是一個更小（對國王而言）更可靠的機構——常任評議會，或如俗稱的“國王參議院”，由國王信任的貴族、教會長老與學者組成，實際策劃一切政務。終威廉一朝，評議會決定的議案，賢哲會議從未推翻過[67]。
繼承和聯姻迅速將王統移向安茹，金雀花王朝的歷史是在大陸上演的，任何政爭都以大陸戰勝海島為結局。征服者威廉以後的列王，在大陸各公國與各等級共治，在英國則聽任諾曼諸男爵統治，賢哲會議傳統幾近中斷。國王在外，無大需索於英島，史料殘缺，構成一段模糊時期。直至亨利二世當國，國王召集賢哲會議的傳統才重新確立。此刻的議會（或議會前身）以財政稅收事務為主，無所謂立法，實際上就是討論王室提出的各種臨時性需要[68]。由於封建時代人君以食邑為歲入的定例，財政稅收實在是各階級對王室的（成例外）分外捐獻，必須每逢需要用款時作個案要求、個案討論。憲政慣例正是從這種瑣屑的事務中養成的。倘若王室采邑廣饒，足以自給自足，國會的活動範圍（及權力）或許永遠不能擴張。就此而言，一個失敗的國王比神武的君主更有價值。
現有的史料不能證明失地王約翰的專斷霸政遠過於亨利或理查德，卻可以肯定他對英國的財政依賴大於前王。這一項，以及缺乏善戰威名，是諾曼貴族得以迫使王室接受《大憲章》的主因。《大憲章》的內容無異於中歐各邦貴族王室爭權所立的各種憲章。其涉及國會發展的條款大略如下：其一，國會由國中直屬封臣（TenantinChief）組織。其召集法為，貴族各人發召集狀，平民則用普通召集令。其二，不經國會同意不得征稅，唯特殊補助金不在此限，此補助金以一世三次為最高限額，數目亦有定額[69]。這僅僅是重申業已實行數世紀的慣例，將其載入廟堂傳為定制，而不是創造新生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