Ⅵ

共同體的主權與邊界——羅馬德性與以色列使命的戰爭

古典共和政體建立在宗族共同體的基礎上，名垂青史的偉大愛國者幾乎都出身於源遠流長的偉大氏族。共同體至少在最初階段，政治權利依托於氏族。城邦在其萌芽和全盛時期，幾乎沒有遊士和縱橫家上下其手的空隙。個人的政治主張和宗族的政治傳統很難區分，流放和榮耀同樣不分彼此。阿爾克邁翁家族就是伯裏克利，利用波斯反對斯巴達是他們的出生印刻和永恒使命。近代人喪失了許多歷史理解力，在希波戰爭時期稱他們為（希臘的）賣國賊，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稱他們為（雅典的）愛國者，仿佛他們隨著時代而改變了自己的德性。米太亞德家族恰好相反，將聯合斯巴達反對波斯的傳統維持到客蒙和修昔底德時代。近代人由於錯誤的代入感，同時贊美反對波斯的戰爭和反對斯巴達的戰爭，在希波戰爭時期稱他們為（希臘的）愛國者，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稱他們為（雅典的）保守反動派。其實兩大家族都是始終不渝的雅典愛國者，不過只能以他們黨派的方式愛國。

雅典民主以宗族黨派的形式展開，正如英國民主以士紳黨派的形式展開。出身是德行的保障，證明政治家是有根的地方共同體成員。有根政治家（相當於《宋史》所謂的土豪）不太容易作出不負責任的事情，因為兔子不吃窩邊草，且誰都不願意把糞便倒在自己臥室裏。選民喜歡名門望族的候選人，因為後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如果中國讀者不能理解有根土豪和無根遊士的區別，不妨做一個思想實驗：選民更信任張季直，還是梁任公？前者的決策如果損害地方利益，肯定會連累自己；後者身輕易遁，隨時可以而且確實經常改變投機對象。雅典民主在其天真時代，基本上由老加圖所謂“滿口大蒜味的土鱉元老”包辦。鄉民只要看到政治家出面，就知道他的基本政綱，因為他爺爺早就見過政治家的爺爺。論證說服雖然不是多余的，但遠沒有雄辯家自以為的那麽重要。無論修辭學教師多麽善於自吹自擂，氏族的鐵杆支持者都不會支持敵對氏族。這些頑固分子是雅典民主的壓艙物，非常歧視知識分子和外來人。隨著雅典日益強大、富裕和開明，知識分子和外來人越來越多，傳統道德或偏見越來越動搖，公民的血統越來越混雜；雅典民主就越來越激蕩，遊士政治家就越來越多，土豪政治家就越來越少。

無根遊士首先以詭辯家的形式進入雅典，很快就引起了民主傳統派的警惕。他們正確地指出：共和國以民德為基礎，禁不起純粹理性的虛無主義侵蝕。審判蘇格拉底是他們的反擊，然而已經為時太晚。風氣形成以後，不是個別打擊能夠扭轉的。如果雅典民主還有挽救的余地，那也只能在伯裏克利以前。孟德斯鳩贊美伯裏克利深刻理解法的精神，因為共和國的主權就是公民權的總和。濫許缺乏雅典政治德性的外邦人入籍，無異於默認外邦對雅典共和國主權的無聲顛覆。可惜這位偉大的文明收割者，一面限制移民和混血者歸化雅典的資格，一面身體力行地奉養遊士和外邦人。孕育智者派和蘇格拉底的社會風氣由他親手造就，正如他和阿斯帕西婭的私生子開辟了破壞入籍限制政策的惡例。如果雅典人自己急欲放棄列祖列宗的政治德性，一味限制外邦人又有什麽用處呢？哈德良皇帝精心保護和恢復古老的雅典憲法，尋訪血統純正的雅典公民後裔；但他除了制造一個依靠遊客為生的雜技團，還可能有什麽其他成就嗎？

雅典人猜忌的外邦人大抵來自其他希臘城邦。他們並不全是共和政體的主權者，但多多少少總有一些自治政治經驗和軍事團體經歷。軍事自治團體對希臘人非常重要，即使政治上的君主在軍隊中也像民主領袖。只有在這種前提下，外邦人入籍雅典才是某種值得考慮的問題。如果埃及或波斯的散沙群眾列為入籍對象，那就只能解釋為僭主破壞公民德性的長期努力已經到了功德圓滿的時候。愷撒和羅馬諸帝毀滅共和國的主要武器，從高盧人入籍開始，到行省降虜的普遍入籍結束。愷撒的舉動還可以解釋為格拉古傳統的擴大，以德性元氣未衰的蠻族補充共和國腐敗的公民。卡拉卡拉的恩澤就只能是撕去一切偽裝的東方化，指望東部順民的散沙性格淹沒羅馬公民殘存的政治德性，給羅馬城邦的自治傳統釘上了最後一顆棺材釘。如果我們用古典時代的政治倫理衡量近代世界，就會認為穆加貝和曼德拉才是卡拉卡拉的真正繼承人，因為他們將公民權交給缺乏政治德性的外邦人，淹沒了具備民主經驗的少數公民。根據孟德斯鳩的標準，這種行徑就是外邦人對共和國主權的顛覆。雅典民主在其極盛時期，公民人數也不過總人口十分之一，伯裏克利已經覺得有必要嚴加甄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