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的美國、羅馬的美國、雙面神林肯與愷撒主義的再起源（第4/14頁）

帝國民族的命運永遠落在殘存法統資源最豐富的後來者身上。在自由的階級社會中，社會或者不如說諸社會（Societies）和各階級依據法權（Legal Rights）自我治理。各階級的利益訴求是以爭奪法統、保衛法權的形式進行的。階級森嚴，尊卑判然，但沒有一個淩駕於各階級之上、外在於社會（Society）的強大政權。正如馬基雅維利所說，這樣的民族難以征服，也難以被征服。在專制的平等社會中，原本為了仲裁各階級沖突而產生的國家，已經強大得超過了全社會所有階級力量的總和。它早已折斷了各階級的骨骼，吞食了它們的血肉，把殘骸化為原子化的個人，除了生物學層面上的血緣再也沒有任何組織資源可以依靠，因為任何組織資源都可能是它的潛在威脅。然而，在這兩者之間的過渡期（辛辛納圖斯的羅馬、華盛頓的美國），貴族將亡而法統余威仍在，民主將興而國家羽翼未豐，社會可以兼有自由和平等、強大和安全。這時，文明仿佛打開了通向盛夏之門，往往把自己的季候誤認為自己的智慧，甚至誤認為自己的設計。

在文明的暮年，奴役的平等實現了自己的全部內在可能性。在沒有法統和法權的地方，命運有最大限度的不可預測性。末路王孫青衣行酒，裏巷小兒幹祿公卿，皆為司空見慣，不會受到階級或任何社會規則的限制或保護，因為沒有規則就是最大的規則。這種平等的代價之一，就是王侯將相無種，大位人人可欲，因此政權必須把全民視為假想敵。統治者只是遊民無產者中的幸運兒，不需要法統依據，可以通過赤裸暴力取得，離開赤裸暴力就會一無所有。貴族只是得寵官僚的榮譽稱號，沒有離開政權以後仍然可以分庭抗禮的獨立階級力量。城市只是人口較多的鄉鎮，沒有自治組織和憲章。平民群眾更換身份就像更換衣服，沒有嚴密的階級組織可以保護並約束他。鬥爭不在有組織和法權的各階級之間，而在原子化的個人之間；不為權利，而為生物學層面上的（幸運兒）富貴或（不幸者）溫飽。它最鮮明的特征就是組織資源（包括階級）極端匱乏。這個社會之所以沒有瓦解為一群相互吞噬的阿米巴，要歸功於最後的組織資源——專制國家的約束。專制國家是它最大的詛咒，也是唯一的救星。專制國家就是赤裸暴力將無政府狀態禁錮在膽瓶中的最後一道符咒，也是社會喪失自我治理能力後延續殘年的外部起搏器。因為他們已經不可能有自由，但仍然不能沒有秩序。

政治社會和大自然一樣厭惡真空。一方是盛年的文明，愷撒主義剛剛溢出法統的藩籬，元氣剛剛受到統治術的誘惑，有過剩的組織資源；一方是垂暮的文明，過多、過早、過於發達的統治術耗盡了法統和元氣，迫切需要有效統治。當兩種或幾種處於不同季候的文明在同一時空相遇時，帝國就聽到了宿命的召喚。西沃德在不幸的馬克西米利安身上第一次行使了愷撒的仲裁，半推半就的克利夫蘭在夏威夷並不比勇往直前的西奧多·羅斯福在古巴做得更少；因為宿命的季候一旦接近圓滿，支持和反對的努力會神秘地指向同一方向，意圖相互敵對的行動在效果上會彼此成為助力。

六、宿命的分身、最後的民族

帝國民族（最後的民族）除了法統資源的意義，還有地緣政治的意義。邦國的地緣處境與其文明季候同樣是歷史民族的宿命，不屬於人類智慧可以經營的範圍。歷史民族的誕生必然消耗其前身或周邊原始居民積累的原始豐饒以奠定統治格局，這種消耗通常是不可逆的。過早產生的民族不僅有太多的內部統治術和太少的原始豐饒，還要與季候相近的鄰邦相互消耗。面對垂暮的中原各邦，年輕的帝國民族總是相對孤獨和安全的文明守邊者。這時，施予統治不再是征服而是拯救，統治成本可以降至最低。這正是羅馬面對希臘世界、美國面對歐洲各邦的地緣形勢。

古典的前理解根深蒂固，歐洲幾乎每一個歷史民族都有自己的羅馬式修辭。法蘭西及其革命、普魯士及其秩序、俄羅斯及其神聖都曾以西方世界最後的民族自居，把宿命解讀為搏擊迦太基（英格蘭）而自帝。這些鬥爭為國家的摩洛克化推波助瀾，針對君侯的戰爭漸漸演變為針對全民的戰爭，在更大範圍內上演了奠定雅典民主的雞與蛋循環：全民戰爭促成普選權，普選制支持全民戰爭。原始豐饒在“春秋”禮儀性戰爭中只是一種背景，在“戰國” 民主化戰爭卻是最基本的因素。民主化戰爭是帝國的繈褓，正如禮儀性戰爭是多國體系的苗圃。歐洲諸民族因原始豐饒不足以支持帝業之重而相繼潰滅，淪為哈德良的雅典——世界文人和世界藝伎，依靠羅馬粗人附庸風雅而維系歷史特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