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七分政治”的具體實施（第3/11頁）

其二，通過長期的“剿共”戰爭，國民黨人逐漸意識到：“民心的向背，以利益為依歸，我們要使民眾歸附我們，要使民眾信仰我們的主義，空喊口號是沒有用處，我們須從民眾的實際利益加以維護。”[105]為此，他們在經濟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復興農村”，紓緩民生，動搖中共的民眾基礎。

土地問題是1930年代國共對立中一個十分吸引眼球的話題。面對中共土地問題上的積極政策，國民政府也亟思有所作為。蔣介石曾於1932年明確談道：“對於鄉村的土地問題，我們必須深刻留心才好，如果革命真正要成功的話，我們就是要平均地權，平均地權的實行，就是土地改革，中國所有一切問題，統統集中於土地問題上……要能切實做平均地權的工作，革命才有成功的勝算。”[106]但是，對於平均地權的方法，他並不認同中共的土地分配做法，對農村土地實際占有狀況的估計，也偏於樂觀。1933年12月，蔣致電汪精衛，較為清楚地表達出其關於土地問題的立場：

今日中國之土地，不患缺乏，並不患地主把持，統計全國人口，與土地之分配，尚屬地浮於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即人口繁殖之內地省區，亦絕少數百畝數千畝之地主，而三數十畝之中小耕農，確占半數以上。職是之故，中正對於土地政策，認為經營及整理問題，實更急於分配問題。既就分配而言，本黨早有信條，即遵奉平均地權遺教，應達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而關於經營與整理，則應倡導集合耕作以謀農業之復興。蓋本黨立場，不認階級，反對鬥爭，關於土地分配，自應特辟和平途徑，以漸進於耕者有田。[107]

本著上述認識，國民政府一方面要求：“對於被匪分散之田地，有契據有經界者，以契據付審查，無契據有經界者，以證明書狀付審查，辦理完竣，一律發還原主”，[108]原則上承認和維護地主對土地的所有權；另方面，又要求地主對農民有一定的讓步。1933年夏，南昌行營頒布《處理匪區土地、地租、田賦、債務辦法》，規定凡1932年前的地租、田賦蠲免，債務緩還。同時實行《均耕法》，主要內容是：土地仍歸原主，佃戶受佃承耕，業主不得奪佃；凡有田兩百畝以上者，課累進稅，稅金交農村復興委員會支配；無主土地，由農村復興委員會代管發佃，其地租亦由農村復興委員會代收支配。根據這一法案內容，1933年10月，蔣介石親電指示：“我軍占領地方現在未收之谷子概歸今年所種之佃戶收獲，以濟貧農。明年再照土地條例妥為處理。地方人民從前所欠各種債務一律展期清理，其各債主不得追繳。”[109]1934年8月，再次電令新收復區當年之農產物，概歸當年耕種者收獲，原業主不得索取田租。10月，又下令收復區從前所欠田租、房租，均予免繳，其他債務延期清理，並規定應減免利息及最高利率限制。

作為具有強烈實用取向的領導人，蔣介石雖然主張漸進的土地整理，但占領蘇區後具體處理土地問題時則采用了變通的辦法。他明確指示：“如何處置土地，不一定要有呆板的方法，應當以補助剿匪進行為前提，因地制宜的去辦，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權，或者地還原主，或者實行二五減租，都是可以的；只要於剿匪進行有利，都可以斟酌辦理。”[110]因此，福建事變後，鑒於“前十九路軍駐龍巖時，不分業佃，一律計口授田，現均有田可耕，確亦相安”，國民政府決定對“現在之承耕者計口授佃，不予變更”。[111]等於默認了計口授田的現實。在原則維護地主土地所有權時，相當程度上考慮到普通農民的現實利益，對緩和農民不滿情緒，抵消中共土地政策影響，不無意義。

針對“剿共”區域農村的破敗狀況，國民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救濟和保護措施。1933年4月，設立四省農民銀行，蔣介石自兼董事長，展開金融救濟農村活動。同時，本著“軍民合作之方向，不得以軍隊便利為出發點，應以救濟民眾為出發點”[112]之原則，蔣介石通令前方國民黨軍開展救濟民眾運動，要求展開以民生為基礎的生命安全救濟、生產救濟、饑寒救濟、教育救濟等多項救濟措施救濟。1934年間南京政府撥發江西“剿匪”善後治本費200萬元、治標費120萬元，從治本費中提出30萬元，加上農行商借的40萬元共70萬元用於救濟工作，由江西省農村合作委員會負責辦理。到1934年9月底，共放款358569.5元。[113]為減輕民眾稅負，江西省政府決定實行“一稅制”，即將各種稅捐合成總數，冠以田賦稅目統一收取，收取方式也由向就近錢糧櫃所分期繳納改為直接到縣交納，減少苛捐雜稅和中間盤剝。這些措施或為治標，或系“杯水車薪”，[114]但做與不做，其產生的政治影響，終究有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