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論史篇】 漢朝沒有馬鞍馬鐙嗎？（第2/4頁）

那麽歷史記載中漢朝騎兵的作戰情況又是如何呢？

文帝時，“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威侯赤為內使，欒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⑺可以看出，此時漢軍的騎兵在單場戰役中的參戰規模和所占兵力比例明顯增大，已經不再僅僅擔任輔助作用了。

自武帝以後，騎兵的地位進一步上升：“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⑻“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裏，夜圍右賢王。”⑼“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余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裏擊匈奴。”⑽“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余裏，擊匈奴，得胡首虜萬八千余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余裏，擊匈奴，過屠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⑾“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出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⑿“秋，蝗。遣浚稽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⒀“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與天山，斬首虜萬余級。”⒁“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杼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遊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余人與貳師會。”⒂“冬，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範明友為度遼將軍，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⒃在這些戰例中，可以看到兩個趨勢。一是騎兵在總兵力中所占份額不斷增大，隨著車兵的逐漸退出戰場，騎步兩兵種在數量上的比率關系從十萬比數十萬，上升到七萬比十四萬，騎兵明顯已經取代步兵而成為戰鬥主力，相反步兵則下降到“踵軍”即跟隨在後助戰的地位，致於只由騎兵獨立參加的戰役更是屢見不鮮。二是往往一次戰役就長驅奔襲數百裏乃至一兩千裏進行會戰，長時間騎馬帶來的疲勞問題愈發突出，如果騎手不能以充沛的體力投入戰鬥，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規模決戰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在沒有鞍鐙的情況下，這樣的戰役幾乎無法想象。

另一方面，從具體的戰鬥方式上看，早在楚漢戰爭時期，“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⒄能夠采用此種在敵陣之中沖突的戰鬥方式，說明騎者在馬上已經具備了相當的穩性，否則極易摔下。

西漢時期，弓箭是匈奴和漢軍騎兵最重要的作戰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馬具的嚴重制約。沒有馬鞍的時候，在奔馬上射箭極為困難，因為騎手一邊要雙腿使勁夾住馬腹並保持平衡，一邊還要雙臂用力拉開弓並盡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標，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馬背上的遊牧民族，這一作戰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難於實行的，這時候最好的辦法是停住馬射箭或幹脆下馬發射；當高橋馬鞍投入應用後，它給予騎手一個縱向的穩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飛馳時向前方射箭，但由於橫向上無有效支撐，朝左右方向甚至轉身向後射箭時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險的，前面引用西方學者的評價中就可看出這一點。但是，在史料中卻有這樣的記載：“匈奴追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⒅這種轉身後射的情況，說明此時應已有馬鞍和馬鐙的使用。況且在漢代的史料中，除個別故意表示輕蔑漢軍者外，從未見到有關匈奴下馬作戰的記錄，假如沒有鞍鐙的應用，這不能不說是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古代弓箭的使用還受到天氣影響，弓弦如果被雨水澆濕，作用將會大減，而假若遇上嚴寒天氣，威力也會嚴重下降。宋人就曾記載：“契丹將耶律遜寧號於越者，以數萬騎入寇瀛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戰於君子館，會天大寒，我師不能彀弓矢，敵圍廷讓數重。”⒆而在著名的白登之圍中，“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圍高帝於白登。”⒇“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21)在如此寒冷的境況下，匈奴和漢軍的弓箭很難說還會保持威力，雙方一旦接陣就會爆發激烈的白刃戰。在短兵相接的戰鬥中，沒有鞍鐙的騎兵戰鬥力不可能趕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馬迎擊，也不會是歷來擅長步戰的漢軍的對手，要阻止漢軍突圍便是件困難的事情，那麽長達七天的輕松圍困就變得難以解釋了。更何況此戰匈奴的兵力雖據《史記》所稱有四十萬，卻很可能是個虛數，因為在《史記》中原本就提到冒頓時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余萬”(22)，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來如此之多的人馬？再說縱使“四十萬”之數是準確的，由於遊牧民族參加出征的人數中經常要包括大量婦女、老人、兒童等非戰鬥人員，其真正的作戰兵力也遠不會有那麽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戰中的質量劣勢，應付起漢軍的突圍來更加捉襟見肘了。既然如此，不懼戎馬的劉邦為什麽還遲遲不敢突圍呢？對此只能有一種解釋，就是當時的匈奴騎兵已經裝備了馬鞍和馬鐙，對步兵具有強大的近戰優勢和沖擊力，冒險突圍只會導致全軍覆沒。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在兩漢史料中出現了“突騎”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橈亂也”(23)“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24)“賊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25)對於《漢書》中“突騎”一詞的含義，顏師古注為：“突騎，其言驍銳可用沖突敵人也。”(26)顏師古是唐人，其注釋未必就能代表漢代“突騎”的真正意義，那麽在漢代史料記載中它的作用又是什麽呢？“光武北擊群賊，（吳）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陳。”(27)“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余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28)可見至少在東漢初年，騎兵已經能夠擔當站在頭排正面沖鋒、“先登陷陣”的任務了，利用騎兵的沖擊力沖垮敵陣、步兵隨後跟進決定勝負的作戰方式已經確立。如果說在同匈奴的近戰中僅僅是用騎兵對抗騎兵，雙方彼此處境相同，對騎手穩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話，那麽在此要面對的則是以步兵為主力的敵軍，若想正面沖擊其陣，只有同時裝備了馬鞍和馬鐙才有可能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