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鯊魚四十億

敏宜：你寄來的資料，都收到了。像古屋奎二那樣的資料，都用航郵，足見你對我工作的重視。謝謝你也謝謝你先生。

我在聖誕節前後，確實生了一些小病。起先我也打過感冒的防疫針。可是不知如何，仍是患上了流行性感冒。三天之後，變成肺炎。

我一直到這星期才重新開始伏地挺身地運動，前天才開始在門前掃雪。沒有早給你信，希望見諒。

可是倒因為在床上的時間多，曾翻閱了不少各種五花十色的文件。從一種流行的科學雜志看來，知道全世界共有鯊魚四十億頭。一點也沒有錯，超過四十億和人類的總口數相埒！不過近年來每年給人斬殺的就有二億頭，在三百七十多種的鯊魚裏多種已有絕滅的危險，所以澳洲和南非已頒發了保護鯊魚的法令。注重全球環境的人士還主張通過聯合國，責成所有國家體會保全鯊魚的重要。我也想不到鯊魚的存在值得這樣的令人著重關切。雜志卻沒有明白說出其與環境相關的詳細情形。

《紐約客》雜志在新年後登載了一篇關於新加坡的報道，裏面說及李光耀治理星島三十余年使該處窮困絕跡，全境沒有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所有的器械工具全部行使無阻。出資新裝電話．二十四小時內裝妥；飛機場去市內大飯店十二英裏，計程車行駛從下飛機到旅舍只半小時。美中不足的則是仍有人不守紀律，竟有人在公寓的電梯內撒尿！於是政府也創設對策：各公寓電梯內裝有偵測阿摩尼亞的感受器。如果尿素被偵悉，電梯鐵門自動鎖閉，備有的照相機將犯人照相，另有警號通過有關當局，巡警立時在道。犯人除了罰款新幣二千元（每元值美金六角二分）外，還有姓名照片被刊載在報紙上的光彩。此外上公共廁所而不沖水，乘地下鐵而在車上或車站飲食，都有極嚴厲的處罰。最近幾年來新加坡和西方尤其是美國新聞界的沖突，則不外有關政府對新聞的管制與取締，也涉及人權問題。可是新加坡政府堅持它注重公德與紀律的決心，絲毫無退讓妥協的征象。

這樣離奇古怪的報道也看得不少了。一個研究歷史的也和一個新聞從業員一樣，需要經常不斷知道外間的變化。從以上各種報道看來則只覺得時間的逼人，大概諸事一時叢萃。已開發的國家和待開發的國家觀點與序次不同，東方與西方的社會價值也有很大的差別，更有繼續突破創造的想法與保衛環境的顧慮所產生之大距離。也真莫衷一是。

我當然沒有撇開前後寄來之資料，古屋的書即已看過一遍。從博物院借來的書也曾反復閱讀，內中蔣先生日記各則，大部都已逐段研究。因為他一生崇拜王陽明，王學宗旨，則以“心”字為主，亦即是“天下無心外之物”。王陽明認為“爾未看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這種解說和德國哲學家尼采以及本世紀初期美國哲學家詹姆士（Willim James）的想法極為相似。他們否定獲得知識只是一種消極被動的做法，而是認為世事的真實性必由“我”主動的掌握。蔣先生所提倡的“抗戰必勝”和“建國必成”，無疑的出自這種主動的啟發。我看著他重復地又不厭其煩地在日記裏關照自己，好像潛水艇每一日必須出水向空以便柴油機發動重新充足電池，可見得這樣的信仰，也需要極端的意志力在後支持。看後我就決心將當中若幹段落一字一句地照抄一遍，在抄寫時，揣想他當日的情緒。

可是這樣的辦法，並不是決定將我的歷史，完全根據他的觀點寫出。那樣的資料早已汗牛充棟。同時那樣主觀的是非，對你我講，已失去實用的價值。

我最近來台北，也受到少數人士的批評，中央軍校的同學，就有人不贊成我將蔣先生提名道姓的稱為蔣介石，而指出我應當稱之為“校長”。殊不知我寫作的著眼早已超過“校長言行”與“總統言行”的範圍。即寫一篇小文字，我也仍要顧慮到他蔣先生在所有華裔人士中的觀感。如用英文寫出，還要顧及他在國際間讀者心目中的地位。我在《中國時報》發表文字時，即稱陶先生為陶希聖，曹先生為曹聖芬，並且注明這樣做法與我個人與諸先生的私人關系不同，這一點我想你一定能諒鑒。

蔣介石在日記裏也寫出：“人生實一大冒險，無此冒險性，即無人生矣。”這樣的觀點即已與傳統聖賢的尺度不同。他在南京失陷後，讓德國大使陶德曼斡旋和平，並且在日記中寫出：“為緩兵之計，不得不如此耳！”嚴格講來，也非書呆子心目中的聖賢所能包容，還有徐州失陷後，他下令黃河決堤。美聯社的記者白爾登（Jack Belden）當日即有極詳盡的報道，甚至蔣電話催促商量的情形也經各種書刊轉載，發行數十百萬冊。這種舉動更非拘泥於傳統道德的人士所敢於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