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

我老早就想寫一篇關於母親的文字，可是下不出筆來。因為要不是假裝著的痛楚，就是硬逼著自己的冷心腸。我想不少和我同一年代的人，也必有類似的感覺。難道對不起自己的親生媽媽，連一篇誠摯的懺悔也寫不出來？這也是因為我們的母子關系，經過一段歷史的震撼，早已透過多少的層面與場次。我的情緒本來就復雜，再加上外來因素的介入，更不容易清晰整理了。

上次，我們離台北的前夕，參加了顧正秋女士自傳《休戀逝水》的新書發表會。會場裏也請作者的女兒致辭。（即這一點也表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性。西方女演員出自傳，很少會強調作者做母親的身份。）這位小姐每一提及“媽媽”時即有無限親昵依戀的情調，令我觸發《左傳》所敘鄭莊公對潁考叔所說“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的感慨。

我也羨慕內人格爾。她一提及母親時即使我想起，她們母女在類似而少變動的社會場面裏共處數十年。雖說我嶽母經歷過1930年間美國經濟大恐慌的場面，格爾則在二次世界大戰之中之後長大，她們母女相聚，談及民主黨、共和黨、種族關系、工資物價……即縱前後不同，仍可以彼此了解，不像我們連組成社會的原則都翻了一個面，雖親身經歷，還要事後長思，才能逼著自己領略當中意義。經過新舊一代早已不能銜接。

1987年，我由紐約飛北京。第三天和我的妹妹同去西郊八寶山參謁母親的墳墓。事前妹妹寫信告訴我，亡母墳上大理石墓碑，已給人掘去盜賣。原來母親1962年去世後火葬，我們曾在八寶山買得一段墓地。當日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公墓的管理尚有條理，妹妹寄來的照片，還顯現著花崗石和大理石的墓碑縱橫成直線的連綴，毫無參差。不料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反而秩序蕩然。妹妹被下放往河南做工之後回北京，才發現這一片墓地墳上加墳，已經將我母親的一塊墓地擠得不知去向。1984年我弟弟回北京，因為他代表美國一家飛機制造公司，北京的領導人物都刮目相看。經過他的質詢，一個管理僑務的機構承諾查勘。但是這也仍不過是官僚機構的等因奉此。我們切身所關，在實地尚且查不出究竟，他們又如何能在公事房裏勘得成果？即使查出又如何處理，難道勒令盜葬的骸骨限期遷出？

我們在那段墳山荒土草叢之中，根據以前的照片，以及我妹妹的記憶，斷定一處墓碑已被鑿去，但是碑之基石尚在的方尺乃是母親的墳墓。最有力的證據則是斜對著右方三十尺的地方一位徐姓教授的墓碑尚在。作此決定之後，我們環顧內外，尋覓管理公墓的人員與公事房。八寶山除有埋葬黨政人員的部分有圍墻與看守人外，迤西的一部卻無圍墻與邊緣，遠近無建築物。我們好容易在山崗上找到一座篾壁平房，裏面也只容人周轉，一個年輕人好像是此地權威，卻不承認他對來訪人有何義務，他對我們的詢問全部拒絕答復。可是一聽到我們準備恢復大理石的墓碑則特別感到興趣。他在室旁有好幾塊墓碑，可以立即成交。

恢復母親的大理石墓碑，他索價一千二百元。

“那石碑如何嵌在下面那塊石頭上去呢？”

“不成問題，一切在內。”

“刻字呢？”

他搖頭帶笑說：“只有石頭貴，其他都不在乎。刻字嘛，那頂多不過十幾塊錢。”

我和妹妹私下商量，準備和他討價還價。看來這管理公墓的人，也可能即是盜碑之人。不過既要恢復，就少不得與他打交道。否則索性不再修理，忍心認為這是最後的一次掃墓。我已年近七十，很難能得再來。妹妹也不日要回桂林。我們的下一代更少有機緣在此逡巡。媽媽既已火葬，骨灰落土，整個八寶山，也就可以視作墳墓了。

我們父親的墳墓在湖南，幾十年已無人詢問過。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石墳砌在田丘之間，很可能已開發為稻田。我的一位老師富路德教授生長於通州，雖然對中國極具情感，卻在最後二十年拒絕回首訪問出生的地方。（後來因為夫人催勸，還是去了。）他的理由即是怕見父母墳墓被開山機掘起改作農場。即在美國最早的公墓總在教堂近旁。當年每值Memorial Day必有兒女掃墓擺置鮮花。於今這樣墓地裏的墓碑大多經過日曬雨淋，字跡斑駁落脫。新的公墓在郊外偏僻之地，以今日美國人口的流動，也很少有葬後再三祭吊。況且幾十年前我曾看到北京、天津間鐵道線附近墳墓鱗比，今則全部不見蹤影。以近日中國人口暴漲，北京內外人民的無秩序與八寶山的管理狀態而論，今日恢復石碑，明日又是墓碑盜掘，墳上加墳，大家爭搶著家人落土之地。既然目不忍睹，還不如索性不要留下這傷心的紀念物，貫徹著二十五年前火葬的宗旨，只算母親已經脫離塵世歸返凈土了。將來我們去世，也采同一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