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

“黃，你們在打什麽？”

我們留美的一年之內，當初出國時所憧憬著一個未來中國的富強康樂之景象，已經煙散雲消。在這一年之內太平洋西岸中國的內戰已全面展開。馬歇爾被召回國。美國從此對中國采取不與聞政策。白修德的書也在此年之內銷售四十五萬冊，內中將中國說得無一是處而尤以攻擊國民政府及國軍時為盛。國軍占領延安的消息傳來，各家電影公司早已將當地情景攝為新聞短片，在正片之前演放。內中只看出一連串的窯洞，總之就是一片赤貧。參謀大學的美國同學有時也根據這些情節逼問：“黃，你們在打什麽？”

我也希望有人能給我一個答案。

新年之前學校休假兩星期，我趁著這機會遊歷東部。出入火車時聽著其他旅客唱說：“中國軍隊來了！”其聲調之中已帶著譏諷成分。也正在這時候北京的一位女大學生傳說被美軍奸汙，國內各城市展開一片反美風潮，這倒增加了華盛頓將美軍全部撤出的憑借。

然而美國之言論自由，也並不是完全由各人自敘衷曲。其實媒體以商業方式經營總離不了生意經。尤其重要的報道必根據潛在的群眾的意向為依歸。有時寧可把白的說得更白，黑的說得愈黑，不能違背潮流。一般的美國人以為美國介入第二次大戰旨在“拯救中國”。可是到頭無一好處，而戰後之中國仍是西方之贅疣，不免厭惡，只望政府勿再卷入國共沖突之漩渦。以後杜魯門作回憶錄就提出此中關鍵。在這種心理狀態之下也包括了不少各人本身意向不同的打算。比如說我因朋友介紹在華盛頓晤見了一位政治意識濃厚之人士。他自己對美國的內政主張前進左傾，因之也對中共同情。後來提到北京美軍的案件他問我意向如何，我只說希望此事不致動搖美國援助中國戰後復興的大前提。他就兩眼對我直視然後發問：“假使你的姊妹給人糟蹋，你也會同樣的置之不聞不問？”

這期間的種族成見仍未如今日之一般地破除。各界如提及中國內戰就有人解釋總是有色人種不知如何治理自己之故。縱使參大教課無人如此直說，私人談吐間這種意見已見諸言表，只是他們稍留情面，在我們中國學員面前保持五至十英尺的距離而已。我們人事系裏有一位英軍中校曾服務於印度（此時印度正要求獨立），他眼下的中國人印度人和美國黑人出於同一範疇，總之就是需人管制。

倒只有參大校長哲樂中將毫無如是的觀念。“哦，內戰。”他曾在一次接待會裏說起。“內戰有什麽值得羞恥的地方？只因國民愛國心長才有內戰！瞧我的祖父這一代，他的兄弟堂兄弟一起參加，有的在南方軍，有的在北方軍……”

可是哲樂將軍沒有想及美國的南北戰爭距此已近百年，其經歷已寫成一段史詩。戰勝的像葛蘭特（Grant）和薛曼（Sherman）及薛裏頓（Sheridan）等固然是功勛炳烈，至今各人銅像尚植立於雷溫烏茲要塞內各處，即失敗的也雖敗猶榮。如李將軍（Lee）和傑克遜（Jackson）等已是萬人崇拜的偶像，即如西爾（Hill）及史都華（Stuart）也仍是流風遺韻尚在，是史書中羅曼蒂克色彩濃厚的人物。只有我們的內戰說來無非軍人逞兇人民塗炭。我們穿著制服即在國外被人瞧不起，回國之後所有的薪給不足以成家立業，還在被人唾棄。遇到前方歸來的同事所述更為寒心：“他媽的，老子們在前線拼命，有的人已經打死了，報升一個團長，還說年資不足被批駁回來。你們倒在後方反饑餓反內戰幹的鳥勁！”

即是至今已近半個世紀，40年代的內戰仍是一個令人情緒激動的題目。因為這一串事情之發生，影響及於我自己大半的生涯，（我們這一代又何人不如此？）我曾對之經過多度的思量與捫心自問。雖然也衷心沖突，前後觀感不同，卻自始至終從未以為內戰之展開總不外兩方意氣用事，領導人物只為自己權勢打算。要是果真如此則所有的好人全部袖手旁觀，中國的國事一直被人壟斷操縱，以致誤入迷途，一錯再錯，就四十多年。總之人類的紀錄中沒有這樣簡單而又不合理之“歷史”。

曾任《紐約時報》的編輯兼通訊員沙利斯百裏（Harrison Salisbury）曾經說過中國像一顆洋蔥，剝去一層皮尚有一層。亦即背景之後又有背景。所以只據表面上發生的事情評判，多不中肯。而尤以各人人身經歷所作的報道，最易為局部的視界束縛，也更容易為感情作用蒙蔽。

體制改變的轉機

中國自1941年至1991年有了很大的轉變，只舉一個例：今日台灣的對外貿易與外匯存底都在世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即大陸之輸出入也近於每年千億美元之數，這同是五十年前不能想象之事。可見得前後之間兩方體制都已經過重要的轉變。抗戰與內戰本身不能增加生產，促進貿易；卻安排了體制改變的轉機。只有事後看來，我們才能覺悟到變更的幅度之大。從一個“開祠堂門打屁股”的社會進而為一個“十年之內國民生產總值又翻一番”的社會，猶如一只走獸之化為飛禽，此中不能避免蛻變之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