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鯊魚四十億（第2/2頁）

然則我是否也像很多西方人士和“前進的”中國人一樣，指斥他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作號召為矯飾，而實則是一個欺人盜世的偽君子？不。我因為自己曾上過軍校，曾聽過他的訓話。軍校畢業之後也有好幾次切身在近距離冷眼觀察他的機會，這與被他召見有責任關系的人士之觀感不同。有了這樣的經驗，加以他當日面上的表情之記憶，才確切相信他的虔誠。比如說：他寫著“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殘忍者二事：即背長纖上灘與提大錐鑿石，令人目睹耳聞，悲傷難忍”。我確切相信他當日內心之反應如此。

然則這如何能與洪水泛濫於四省，淹沒了四千村鎮，使兩百萬人民耕作物蕩然無存無家可歸的決心與指令相並存在？在類似情形之下他如何能夠只顧維持官僚主義邏輯之完整，指令槍斃某人，卻又倡言撫恤陣亡將士之遺孤，而實際上軍政部連這些遺孤的名單都不具備？

粗率答來，也可以說是“見牛未見羊”。更進一步追索過去，則是人類心理上本來有這種自相矛盾的趨向。我在教書時，不時遇到美國學生發問：“為什麽這樣不能前後一致？”

我也曾反問他們。要是發問的學生名叫巴蒲的話，我即說：

“巴蒲，讓我問問你：老實說來，你從今天早上起床到現在，你的態度與思潮變更了多少次？或者你真還是始終如一，你的想法前後貫通，全無矛盾？”

巴蒲必是心覽意會，面帶微笑。他的問題也就在此中找到圓滿的答復。

不久之前，我寫過一篇軍校生活之回憶的文章，就說及我們的軍官學生已具有雙重性格。比如說當校長來臨時，他帶著我們讀“黨員守則”和“軍人讀訓”。我們當場確是一本正經，每字每句都讀入肺腑，後來有些同學在戰場上捐軀，必受有此金石玉言的感化。可是在讀訓的當天晚上熄燈就寢之前，我們有了十五分鐘的絕對自由，大家都以學習校長的浙江口音為笑謔。“服從為負責之本”，他讀來有如“屋層外無炸資崩”，最為我們取樂之根據。可是至今事已逾半個世紀，回想起來雖如此，我們仍沒有否定他的訓誨。所以我們的區隊長和區隊副，明明聽到我們的揶揄模仿，也不以為意。這也就是說我們的舉止和我們應該的舉止行動當中已有距離。我們軍校學生既如此，他蔣委員長企圖運轉乾坤，其身份上應做之事和他實際能做之事的中間也更有距離。想象之中，他也只好以看花時欣賞花之顏色，不看花時此心與花同寂的雙重態度去對付了。按其實凡革命領袖均不得不如此。

我們的矛盾，出自年輕人之稚氣，即縱使無惡意，今日回顧仍不能全然不感罪咎。以此推測，他蔣委員長心頭有那樣的矛盾，必定感受到常人無可承擔內外之壓力。我們既然知道他已出於環境之逼迫，無可奈何，再看到他所寫“上帝既能拯余出此萬惡絕險之境（此指西安事變），自能拯救余四萬萬生靈於塗炭之中也。惟祈上帝赦免余之罪惡，而使余國家民族速即脫離壓迫實現獨立耳”，更沒有心腸責備他，而只能對他感到深切的同情了。

1992年2月21日《中時晚報》時代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