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溫烏茲要塞（第2/3頁）

“我們每晚讀到八點鐘，到那時候看完與否不論，我們總是掩卷去看電影。”當日電視尚未登場，校園之內的電影院入場券僅美金二角，每三日即有新片登場。而且菲律賓在戰後正式脫離美國而獨立，這些同學正抱怨獨立之後無一好事，首先即被停止同美軍的待遇，自是士氣消沉，也更對校課不能專注的感到興趣。

更帶著濫竽充數的態度者乃是南美洲各國的軍官，當中有好幾位年齒已長，也不習英文，上課時另有通西班牙語的譯員在旁指教，此中成效如何看來甚為可疑。他們的考卷也和我們的不同。我們聽說美國同學最低，也有月入四百元，而且公家供給各種便宜，已經感到艷羨，而南美和中美的學員有的月入在千元以上，在1940年間，可算是極盡奢華，怪不得他們常在校園之外生事。後來我在1950年間再度來美時，聽說當中若幹人已為各該國高級將領甚至為政府之首要。

參大學員三百多人，教職員倒有一百多人。大多數教官與學員階級相埒。他們成為先生，並不是因為年資深，而是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所管職務各有專長，不論講授高射炮和輕戰車搜索的教官都在戰場上有實地經驗，而且收集逃兵，被敵人俘虜時如何脫逃也成為特別題材，有專人講授。甚至軍中參與婦女輔助隊（WAC'S）所產生的問題也由一位女教官講授，她並且提到花柳病及懷妊等問題。從這些方面看來，美國人對中國人憑借著官僚主義凡事只顧外表門面的作風肆意攻擊可算在心理上具有內在的原因。前述高射炮教官即講到二次大戰期間因為部隊間通信不確實，美國曾在西西裏島上空擊落自己的飛機十余架。教授軍政府的教官已經對日本人的效率出言稱贊，他說及占領軍所派往日本各縣之監視小組常常發現日本人在進行做某項事，他們即問何以如此，對方答稱乃是奉有貴方上峰的指令。大概占領軍的公文，由麥帥總部（駐東京）經過第八軍司令部（駐橫濱）下達各處監視小組需歷時一星期，而日本內閣將同一公文轉至下方則不出二十四小時。

教官之充分的時間準備也出於我們以前意料之外。我後來與一位教官熟識，他就告訴我，凡講授一小時已預算準備之時間八十小時，所有講稿都全部寫出也經過預習。參大有特別之圖書館收藏各種參考資料，也有專門設計繪制講壇之後各色圖表之美術室。後者在今日已在各大學司空見慣，在當日卻仍不可多見。我們全班三百多人，在分科之前統統在一大講廳授課。每個學員占用之台桌橫寬五尺，以便展讀地圖。凡講課及答問均用擴音器，室內擴音機之傳話器無乃三四十座，所以講座有戲台之色彩。每一教官上台，即有軍士持著此人名氏之牌匾，字高一尺，掛在講座之左。因為每一課目總是設想在某種情況之下所產生之各項問題，有時對付此一問題之專家，講說不過半小時或十五分鐘。教官既魚貫出入，名牌也隨著更換。講壇之後布幔揭開後之圖表也都是碩大無朋，粘貼於有小輪推轉之木板之上，早已於先一日按次序擺布妥當。掌管這一切勤務之職員，稱為“課堂監督”（Course Director），官居上校，有玻璃窗間隔之小室在廳後視察，手下也有男女軍士一二十人奔走協助。看來所有工作都已預先分配妥當。即使某一小時內有預排的臨時小考，也可以在臨時三兩分鐘內觀測得到，因為教官之演講業已告一段落，廳後之女軍士數人，一字橫立手中各持試卷一疊，按時出現，只待候命分發。在此就學的九個月間，我曾未見課堂監督須臨時指畫某人應做某事者。我們的課堂監督範·忽力上校（John van Vliet）如被聘為舞台監督必能毫無差錯，勝任愉快。

在這種氣氛之下，也有些教官故意在講授之間加入令人取笑的成分。有一個教官即在應當分發講義時（講義必在需閱讀的幾分鐘之內分發）下令“分發薄棉紙”，原來英文念來是Issue the tissues，只三字也能押韻。不過並非所有的學員都能欣賞如此之作風。有些同學就評論講課而裝小醜，不免輕佻。美國軍隊研究敵情時不主觀的先決定“敵方之企圖”，而先列下一條長單，條敘敵方“可能之能力”。這觀念由四個教官以話劇的方式表演得明白。講解之後，講壇上的師長就命令他的情報課長判斷敵方之能力。這位課長對著地圖上敵我距離量了又量，又望著自己的手表裝聾作啞的看了又看，忽一下子恍然大悟，敵人“可能的”於此時此刻此分駕臨此城此地此處。他說完和師長拔步就逃，而真有兩個扮德軍的士兵在台上另一方搜索前來。我們捧腹大笑之余，卻從此忘不了不要忽視敵軍可能采取的行動這一概念。及至今日四十五年之後，我仍沒有忘卻這喜劇情節。（要是日軍轟炸珍珠港之前美方有此警覺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