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安街六〇六號

東安街六〇六號（606 East Ann Street）是我在安亞堡的地址。我在1952至1957年在這家賃客的屋子裏住了五年。每次我將汙穢襯衫送到自由街（Liberty Street）的洗衣店的時候，老板娘已不待吩咐，她一面寫收據，一面又唱著：

“606 East Ann”，有一次她還加上詮釋：

“旁的人都搬家，只有你老住在這地方。”

其所以如此乃是我無家可遷。

美國學生要不是暑假返家，則是在旁的地方找到短期工作或上暑期學校，秋間再覓新居。我去密大的時候，起先只取得旅遊簽證，依法不得工作。後來改變身份取得綠卡，找得的工作卻是五十英裏外底特律的一家建築公司畫藍圖。在我得到碩士學位之前，每星期二、四往底特律上班，其他各日做學生，上班時來去有合夥汽車（carpool），至此也無搬家的必要。於是安土重遷，光陰荏苒，不覺就是五年。我搬屋子的時候三十四歲，五年之後已經三十有九，實在已感受時間逼迫之可怕了。

可是事後忖來：這段生活之中仍不乏有趣的場面。

1952年是我第二次來美。1946至1947年間我已經在堪薩斯州的陸軍參謀大學住過一年。不過當初穿制服、住營房，與外界隔絕。這次來時在學士班大三讀起，實際混插入美國社會。密大的選課指導，知道我準備長久居留美國，特別關注我盡可能的選上大一幾門基本功課，有如英文作文，美國政治制度從縣政府組織各州憲法開始，這確是明智之決策。只是如此我經常坐在年齡大致只有我一半的同學面前，看到他們和她們真是黃發垂髫，臉頰紅圓圓的，眼睛亮晶晶的覺得大不自在。

1950年間美國民族間成見未除，南方各州飲水噴泉和汽車候車室都仍有黑白之區別。可是在北方各州，尤其在安亞堡這樣得風氣之先的地方，黑白混同，已毫無疑問。另一方面則是同等機會法案尚是以後十多年至二十年之事。密大的黑人或黃色人種的教職員尚是絕無僅有，即班內的同學有色人種最多亦不過三數人。只有足球隊每年往南部招募新兵，所有前衛中衛多系黑人，取其跑步之快。除此之外其他球員尚是白人，沒有今日在體育競賽中處處黑人或占先或包辦的形態。

一般按部就班上學的學生多住宿舍，僦屋而居的學生大概都有特別原因。我的房間在樓上。同房諾門，祖先法國人，來自麻省，攻讀生物化學的博士班，課余在大餐廳做侍者。隔房亞瑟，希臘人，也是第二代移民，他是統計學的研究生。彼德大三音樂系，胸襟寬厚，我們覺得他唱《老人大河》（Old Man River），大有成為職業音樂家賣座的可能。只有約翰不苟言笑，不和我們來往，成日K書。要是我們在房裏吵嚷得厲害他即挾書去圖書館K。樓下是房東菲史一家自用，只有一間房間出租。住客大衛·林也是華裔，但是他來自新加坡。他不講普通話，我不懂福建話，所以我們只能以英語交談。起先我們沒有料及，日後只有他在各人之先一舉成名。成名的原因卻為離譜，此是後話。

成人一做學生，上只受名義上的督導，下無責任，總是淘氣頑皮。國軍軍校的高級班補訓雜牌將領，各區隊長隊副（中下級軍官）說及，他們所轄學員，雖任軍長師長，一旦編入行列，也無不返老還童，總是笑臉嬉皮。諾門、亞瑟等雖比我年輕，至此也各逼近三十。上課備考之外無事一身輕，乃經常弄惡作劇。

有一次諾門把他解剖過的死老鼠擺在我的午餐紙袋裏。我一氣之下將他的打字機藏匿在房東太太的儲藏室裏，讓他在急於趕交專題的時候找不到打字機。這還是韓戰期間，也是麥卡錫以共產黨的紅帽子戴在各人頭上的時候，諾門和亞瑟說我已近中年，還在研究美國地方政府的組織，必為中共派來的間諜無疑。通常諾門做侍者下班遲時我們托他在街上帶回各樣小食，也有時他來電話詢問要不要帶。他給我電話時，總是變更音調，裝腔作勢地說：“這是聯邦調查局FBI。”幾經如此，我們也不以為意。不料一日真的聯邦調查局要來住處詢問我，他開口也說：“這是FBI。”

我只以為這是諾門的頑意。於是帶笑地說：“諾門，這次你真的扮得好，我建議你去好萊塢演電影。”

對方還在否認他在開玩笑。我雖然已聽出不是諾門，還是不信為真，只說：“不管你是誰，你真的裝扮得妙。”這位聯邦偵探沒有旁的辦法，只好念著档案上我出生年月日和父母姓名，這才使我相信確系弄假成真。幸虧以後他親來訪問只涉及我曾任職於東京一家進出口公司的關系（這家公司曾與大陸做生意），無關大局。只是使我吃了一驚。事後埋怨諾門與亞瑟，怪他們以政治關系開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