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Nippon, Japan（第2/5頁）

原在開羅會議時，羅斯福總統即向蔣委員長提及，戰後占領日本，中國應取主動地位。但V-J Day後國軍精銳原擬參加占領者已悉數調往東北。結果參加占領者只象征式地派出憲兵一排（澳洲猶且派兵一師）。所以進占日本百分之九十由美方負責。當時日本已經過高度之破壞及損害，不僅占領軍及軍政府所費不貲，數年間民間食物醫藥燃料尚賴美方維持。況且冷戰之端倪一開，美國政策改變為扶日抗蘇，當時美國聲稱中國業經接收日本在華資產已可視作賠款，公平與否，中國本身尚望獲得美國接濟亦無法置辯。

當然的，中國之內戰隨著抗戰接踵而至，是對外缺乏外交實力之一大主因。不僅如此，即對處置戰犯也不得不帶妥協態度。岡村寧次為終戰時“支那”派遣軍司令官，他在“北支”派遣軍司令官任內，因中共動員全民作廣泛的遊擊戰，曾執行“三光”政策，亦即在戰場內外全部殺光，所有房屋廬舍全部燒光，所有道路橋梁也全部破壞一光。他的行動是否已違反國際公法，至少應受軍事裁判。但是因為他在戰事結束之後，謹遵蔣委員長命令，指示各部隊向蔣派遣之將領解除武裝得免於置議，事後以病被遣送回國，最為中共在當時指摘。

然則終戰時日軍百余萬仍占領中國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鐵道港口，當中發生任何事故，都足以為患深遠或至不可收拾。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經驗，戰敗國如俄德均有軍隊叛變產生糾紛，以日本將領在華自由行動如上述東條、板垣等事例，岡村所部亦至可肇事。我自己於1945年9月初隨第三方面軍先遣部隊抵上海，又隨副司令長官鄭洞國將軍赴南京，此時京滬鐵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軍警衛，而一路秩序井然。黃埔路中央軍校舊址為9月9日岡村簽署降書場所，所有會場布置工作，一部由日本士兵擔任，他們垂首聽命毫無參差情節。據通日語之同事道及，他們下級軍官對士兵訓話仍保持十足威權，毫無恐懼失控情態。凡我所目睹身受日軍上至將領下至士兵全部馴順有禮。我與彼等相處數月曾未聞一句不遜之言，亦未見一個抱怨懷憾的表態。不久之前尚有一位友人在紐約《世界日報》為文稱，彼曾在當日見及日軍憲兵隊尉級軍官。因為日本憲兵平日為非作歹，終戰後此等軍官成日被居民痛打，但彼等受有岡村命令不得回手，以致每日臉部打腫，仍奉行命令如故。所以事在兩難之間；不為華北無辜受害之民眾伸冤固為心忍，若茲後仍將岡村寧次判罪處刑亦不近人情。

說到這裏我也要提及當日日人處境杌隉，國人各個人對他們同情的原因。讀者若非身歷體會，至難想及國際戰爭中失敗所附帶的懲罰無形之中已及於全國全民。有如中日戰爭，實際主戰的職業軍人不說，附和的官僚政客不問，即一般工商界、學術界、藝術界人士很少不感到一生事業盡付流水。蘇聯在東北擄出戰俘包括南滿鐵路及各處工業之技術人員，他們全部被解往西伯利亞，從此與家屬隔絕，生死莫蔔。即在中國境內凡日人所經營亦皆視作“敵產”，不問其系在華搜括或自身解囊投資。其人員被遣回國之日，每人只許攜帶隨身衣物及值約美金二十元之現金。以後在占領期間，所有社會經濟生活，概受盟總管制。數年之內，日人不得出國旅行，不得購買指定為日本必須出售換取外匯之貨品，報紙雜志全受盟總檢查，日人不得罷工，集會亦有嚴格限制，各城市之新式建築甚少不為盟軍征用。出入東京橫濱之年輕女子大多數為美國軍士之遊伴。

即在1945年末季，日人處境淒慘已經被我們從旁看出，我敢於作見證：此時國軍上下對過去敵人同情憐憫的多，始終懷恨者至少。即有南京大屠殺此刻已時過境遷，況且目下為我們指揮下之日軍未必即是昔日殘虐暴酷之日軍。此種心腸出諸文教習慣，亦不待上官指示。旁觀者英人威爾遜（Dick Wilson）即根據此時情景，在他書中贊揚中國人之胸襟寬大。

1945年至1946年之冬季，駐上海之日軍第六十一師團在候船被遣回國之際，奉命做工修理滬杭公路，我與第三方面軍司令部少校參謀莫吟秋負責實地監督並聯絡。其警衛即由國軍第七十一軍輜重營派出（此部隊以後亦調往東北，在內戰期間全軍覆沒）。我們深恐兩方在數月前尚為死敵，中國士兵及下級軍官文教程度亦淺，難免小事爭執產生事端。以後看來如此顧慮全不必要，因為彼此身份職責均有共識，即無沖突之內因。有一日傍晚，我巡視至沿海一小鎮，聞及七十一軍之連長已與日軍尉級軍官鎮中小飲，果然我倚候不久，四人帶醉躑躅返隊。此時日軍為戰俘，其裝備齊整，國軍為戰勝者而衣服襤褸。但戰俘只有每日給養，無薪給。國軍之薪給為數亦有限，只因法幣價值較淪陷區偽政府發行之“中儲券”為高，尚可購得酒食。而此連長竟以本人薪給招待為彼監視做工之日俘。我剛一責問，他即辯說：“報告貴參謀：人家打了敗仗，亡了國，實在可憐啦！我不過帶他們吃一頓飯。叫他們散散心，也沒有旁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