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Nippon, Japan（第3/5頁）

我想只有中國之老粗軍人，才有此胸襟懷抱。

所以提及中日關系必須穿插過不同場面與層次。既已概括整個關系尤無法避免當中有令我人感到不堪處。

英國小說家巴拉德（J.G.Balard）所作《日中的帝國》（Empire of the Sun）曾制為電影，一部分記當日中日兩軍在上海附近交鋒，作者童年的遭遇。書中即盛稱日軍勇敢，華人怯懦。美國人白甘米尼（David Bergamini）所著《日本帝國之陰謀》（Japanese Imperial Conspiracy）也稱當日他希望日人得勝，因為日本人整潔勤奮，中國人肮臟懶惰。日本人制造機器，中國人只知將之拆爛。美國情報軍官海軍少將萊頓（Edwin T.Layton）所作回憶錄題為《凡事都有我在場》（And I Was There），書中也提到1937年中日軍事沖突消息傳來他正在東京候車，在車站內即側耳聽及：日人論說彼方毋庸派兵，只遣送一部分童子軍已足對付。

這些還是幾十年前舊事，可是近年來日人已主張修改教科書，只稱在華為進軍，不稱侵略戰事。重要官員往靖國神社參拜，內有東條英機等人神位。否定或淡化南京屠殺有如上述。不久之前《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訪問前七三一部隊（日軍細菌戰部隊）之軍醫。此人提及將中國俘虜以細菌處理後，將其身體解剖，切入肺腑以觀成效。當時不用麻醉劑，受害者痛極呼號，但他施用解剖刀如故，不為所動，此等情節讀之令人膽戰心驚，而說者全無悔恨情調。只稱既要作戰，即須貫徹到底。如此新聞載在舉世矚目之報紙，中國人應如何表態？即海外華人應作何反應？

我既作此篇論文，涉及內外上下，即不能將此種情節遺置不問。可是另一方面仍要重申前旨：今逢各種關系叢集之際，我之治史歸納重於分析。以上各節已觸及宗教問題，也與人類學有關。

德皇威廉認為日人好血，並非毫無根據。但是也要追究其來源。若幹人類學者以為日本各島原有一個火山地震海嘯之背景，海上漁人又經常有風濤之險，於是在群眾心理中產生一種不能規避畏死的要求，進而崇拜視死如歸之勇氣。中國軍事學專家蔣百裏亦曾解釋，日人崇拜鯉魚，因為鯉魚雖受傷而不動。至此英猛與殘忍難分。從一個冒險犯難的心理狀態進而追求“祈戰死”。日人又崇奉神道。神道不難粗率的解釋，“神”與西方之上帝不同，而系一種崇高超特的品質（但是精神上的長生不死很容易在各人心目中延伸而為實質之長生不死）。“道”乃是某種行動中發揮自然賦予的節奏之訣竅。是以飲茶有茶道，使劍有劍道，其他各種行動之中無不有其“道”。這樣看來，“武士道”如何能避免尋覓各種機緣的力戰至死，殺傷過當？剖腹自殺更是避免失敗與過失，挽回名譽之出路。其死時不僅要有勇氣，還要合乎儀節。很顯然的，這已不是各個人內在之決心，而是社會與傳統的壓力。

1864年日本維新前夕，英美法荷船艦強行通過本州及長州海峽，與當地封建領主作戰，日方不支屈服，是為“下關事件”。當西方各國要求懲兇時，藩主令武士十余人依次切腹，此時各人死態慘絕人寰，不及半而西方人士要求停止。日俄戰爭時乃木希典為日第三軍指揮官，攻旅順三度失敗，參謀總長山縣有朋要求此人撤職，只因明治天皇袒護不允。以後明治去世之日乃木切腹，其妻靜子與之相殉，自此日人視乃木希典為戰神。即在抗戰期間日軍中下級軍官亦有在戰場零星切腹事例，這樣日人已將封建社會習慣延伸而至現代。日本軍官以俘虜做訓練士兵使用刺刀之用，其違情害理，在他們看來仍繼續此好血好勇之傳統。紀思道所敘七三一部隊之軍醫，顯在誇耀其本人好血好勇。

日人作戰到底不計人命犧牲的精神與戰法，在戰場上確有成效。硫黃島之役，日軍兩萬人在美軍海軍炮及飛機轟炸之下仍殺傷美軍二萬六千余人，日軍只1083人得脫，多系受傷無法行動。緬甸密支那之役，日方使盟軍受損5383人（包括傷病），內美軍1227人。當時我們以為守城者至少有日軍五千人，及至戰後真相大白，才知對方最多不過約三千人，最少時只一千余人，但是因為他們彈不虛發能遲滯我軍之進展達七十八日。最後其指揮官水上源藏自殺，但所指揮日軍仍有數百人能於夜間沿伊洛瓦底江逃脫。滇西松山之役，日軍一一三聯隊居高臨下，我軍在雨季之中冒險攻堅，但彼方之1200人竟殺傷我軍人數六至七倍。最後日軍只有十人逃脫，此外又有九人被俘，乃因我軍坑道作業以炸藥將之震昏。據此中俘虜稱，先一日他們已焚燒軍旗，殘殺自方之傷病者。此種做法為歷來軍事典範所無，只能視作宗教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