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言動出於常軌，大儒堪忍重負（第3/8頁）

1938年9月17日，國民政府發表特任胡適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10月5日，胡適赴華盛頓就任。這是他平生第一次當官，是在國家民族最困難的時期，當最困難的官。他曾作白話小詩一首，其詞雲：

偶有幾莖白發，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10月21日廣州淪陷，25日武漢失守，胡適可謂是“受命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時”。10月23日，胡適勉勵使館人員“不要灰心”，他說：“我們是最遠的一支軍隊，是國家的最後希望，絕不可放棄責守。我是明知國家危急才來的。國家越倒黴，越用得著我們。我們到國家太平時，才可以歇手。”

胡適作為學者任駐美大使，全無政客的深沉和韜略，而是以“誠實和公開”的態度，贏得別人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們贊譽他為“學者大使”。對於胡適使美的業績，時人就有不同評價。王世傑認為胡適的“人格與信望”使他在駐美任上“較任何人為有效”；胡適的學生吳健雄說，她的美國朋友告訴她，“華盛頓政府上下人員”對胡適“都是崇敬備至”。王世傑也說，他親見羅斯福給蔣介石的信上寫有“於適之信賴備至”的贊語。日本政界聽到胡適任駐美大使的消息後也給予了異常的關注，代表日本官方的《日本評論》曾發表評論說，日本需派出三個人一同出使，才可能抵抗得住胡適。那三個人是鶴見佑輔、石井菊次郎和松岡洋石，分別是文學的、經濟的和雄辯的專家。而與上相反的是孔祥熙放言：“適之不如儒堂”；宋子文則斥胡適之講演為“空文宣傳”，且隱喻其非“外交長才”。胡適出任駐美大使，頗有幾分無奈。出於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感，他才臨危受命。由於外交是講究利害關系的，沒有純粹的道義，它是一種務實的藝術，不是宣播道義的表演。而胡適畢竟只是個書生，因而他在大使任中便不免帶有幾分書生氣。

珍珠港事變前，北平圖書館將數百部善本書運至華盛頓委托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存。後者認為這是件文化大事，所以當該批書籍在國會圖書館開箱時，美國國務卿和該館館長特地敦請中國大使胡適，並派大員相陪，同往書庫查看。誰知這位大使是個書迷，他一進書庫，便如入寶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無人地看起書來。胡適一看就看了個把鐘頭，把那些陪他前來而與善本無緣的外交大員和圖書館館長冷落在幽暗的書庫走廊，踱其方步。最後大使才從書堆裏提著上衣笑嘻嘻地走了出來，和這批要員們大談其善本的經緯。這件小事，在他們所謂外交使節的圈子裏都被認為是有失身份的事，但是胡適我行我素而不自覺。當然也有人認為他是位學者大使，因而他的怪行反而傳為佳話了。真所謂“真名士而自風流”！

事實上，胡適在美引人矚目且發生較大影響的並非其外交活動，而是作為文化使節和一位傑出的演說家所從事的活動，即所謂的“行萬裏路，講百次演”。1942年上半年，美國《華盛頓郵報》載：“中國駐美大使胡適，最近六個月來遍遊美國各地，行程達三萬五千裏，造成外國使節在美旅行之最高記錄。胡大使接受名譽學位之多，超過羅斯福總統；其發表演說次數之多，則超過羅斯福總統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演說之紀錄，亦為外交團所有人員所不及。”胡適做大使時也每向好友傾吐他行萬裏路、講百次演的苦差事：“今年體質稍弱，又旅行一萬六千英裏，演講百余次，頗感疲倦。我在此三年，不曾有過一個周末，不曾有一個暑假。”據他自己回憶：“本人在美任大使數年，赴全美各地演講四百次之多。”胡適把講演看成自己作為一個學者從事外交的最佳手段。應該說，中國抗戰的決心和意義能被美國所了解並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胡適的演講是功不可沒的，但一位處於關鍵職位的駐美大使卻僅僅將演講作為自己的主要工作，這裏多少也體現出胡適大使的書生氣。胡適熱衷於演講也被時人所詬病，宋子文就曾在公開場合對胡適的演講表示不滿，他對胡適說：“你莫怪我直言。國內很多人說你講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還是多管管正事吧！”而更顯胡適書生氣的是，當他作行程三萬五千裏的旅行，到處發表演說並傳播中國的良好願望和理想時，國民政府給了他三萬美元作宣傳費用，他將此款全部奉還並解釋說，我的演說就是足夠的宣傳，不需要任何宣傳費用。

胡適在駐美大使任內，另一為時人所詬病的話柄是“只好個人名譽，到處領學位”。這也不無根由。胡適任大使以後，美國的一些大學慕名而來，紛紛贈以榮譽博士學位。據統計，胡適四年大使期間竟領得二十七個榮譽博士學位。當然，如若此事是在和平時期，或者胡適只是一個單純的學者，各大學贈以榮譽博士之學位，胡博士欣然受之，本也無可厚非，或許也是一段佳話。但作為戰時的駐美大使，公務纏身，卻花費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來接受學位，怎麽說也有不務正業之嫌。正如他的學生傅斯年婉言批評的那樣：“此自非壞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後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對於榮譽博士學位，胡適自己也知道並無多大實際價值，“這些玩意兒，毫無用處，不過好玩罷了。”但胡適博士對此卻依然樂此不疲，我行我素。胡適如此行事，卻也不脫書生本色，單純得可愛。又據時人傳言，胡適主持大使館館務，用的是無為而治的辦法，讓各部門的人各司其職，自己向來不親細事。傅斯年曾寫信提醒胡適注意此事：“當時熟人中之傳說，有可注意的幾點：館中staff（職員班子）始終未曾組織好，凡事自辦，故efficiency（效率）難說……又言館中紀律亦缺乏……此事似值得考慮也。”此事也顯出胡適大使的書生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