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永遠剔透的良知（第2/4頁）

1924年初，梁漱溟毅然辭去了北大的教職，以非凡的執著精神搞起了鄉村建設實驗，又一次成為國內關注的知名人士。他從廣東到河南，從河南到山東，辦村治學院，辦鄉村建設研究院，辦《鄉村建設》雜志，孜孜以求，從無倦怠。1936年，他出版了40萬字的專著《鄉村建設理論》（又名《中國民族之前途》），闡述了他的從村治入手，探索一條民族自救改造中國的途徑。在當時有學問的人大多往城裏跑的情況下，他帶著一群忠實的追隨者，懷揣“振興農業法丹麥，建設鄉村救中華”的壯志，光頭跣足，穿行壟畝，“與馬牛羊雞犬豕做朋友，對稻粱菽麥黍稷下工夫”，歷時七年之久，他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他所提供的一套根據中國國情推動社會現代化建設的方法，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價值。

1938年1月，梁漱溟以國防最高會議參議員的身份訪問延安。當年在北大任教時他常到豆腐池胡同楊懷中家造訪，每次給他開門的那個高個子青年，當時任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他就是毛澤東。兩位同年而生的對中國農村問題都有獨到研究的人物圍爐而坐，促膝懇談。毛澤東高屋建瓴，肯定了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中的一些觀點是對的，同時又指出它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農民的問題。兩人時有論辯，毫無拘束，不知不覺天已經亮了。

不是“學問之人”，而是“問題中人”

梁漱溟與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不同的是，在他的知識啟蒙階段沒有上過私塾，也不曾讀過四書五經，他直接進入京城學堂，接受西洋思想教育。其父梁濟是一個頗有墨俠精神的儒生，他在國難的刺激下，形成了功利主義價值觀，這給青年梁漱溟思想的發育以極其深刻的影響，使梁漱溟在評判事物時，主要視其“於人有沒有好處，和其好處的大小”。用這種充滿理性的態度來觀察國事，就很容易得出西化的結論。梁漱溟生活在清末如火如荼的救國熱潮之中，以“救國救世，建功立業”為己任，熱衷於探求政治改造良途。他十分敬佩西洋政治制度，“以為只要憲政一上軌道，自不難步歐美日本之後塵，為一近代國家”。他先主張君主立憲，對立憲失望之後又加入了同盟會，轉向主張暗殺和革命。民國建立後，他與朋友創辦《民國報》，繼續宣傳政治變革。這位狂熱的現代化鼓吹者，這種熱忱顯然是受到了其強烈的救亡心理的驅使。但這時他的民族意識尚停留在情感層面。

梁漱溟無疑是一個制度化理論者或政治導向型人物。在他思想深處仍然具有另一面性格，為今後的變化預設了可能性空間。梁漱溟像父親梁濟一樣，同時具有淑世的和道德的雙重熱忱，這也是儒家的內聖外王人格理想。梁漱溟後來說：早年他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為人生問題，二為社會問題。到民國建立後，目睹政治中的種種腐敗黑暗以及議員們道德墮落，促成了他思想中的第一次大轉折。這一轉折的意義不在於從入世轉向出世，因為未過幾年他又由佛歸儒，回到人世；最重要的是從此以後梁漱溟立身處世、觀察問題的立場變了。當他由佛歸儒的時候，不是簡單地回到過去的淑世主義，他也不再單純地從制度變革、政治改造的角度，而是開始從文化、人性、道德、習慣禮俗的視野做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

1917年，梁漱溟應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哲學。此時他沉湎於對東方哲學的狂熱之中，而北大又是新思潮的策源地，他感到有一種氣氛上的壓迫，於是他懷著保衛中國文化的使命感，偏要逆水行舟，為釋迦和孔子爭得一席之地。他認為自己不是“學問之人”，而是“問題中人”，研討東方哲學並非對純學術有什麽興趣，最終還是為了解決中國文化及中華民族的出路問題。1922年，梁漱溟在整理演講稿的基礎上出版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首次系統地比較了中國、印度和西方三種文化系統，這一著作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在當時新舊文化陣營兩方人士來看，梁漱溟應該是一個蝙蝠式的怪人。激進派認為他是保守主義者，因為他為中國文化大作辯護，並且大膽預言世界文化的未來屬於中國文化。而保守派又在他的著作中嗅出某種激進的味道，因為梁漱溟斷然否認中西文化調和的可能性，主張在現實選擇上要“將中國文化根本打倒”，“要向咽喉去著刀”，“全盤承受”西方文化。這種邏輯上的矛盾，恰恰表現出了一個文化民族主義者的內在的心理緊張。

在“五四”時，梁漱溟在思想深處也有同樣熾烈的雙重渴求。一是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他仍然像過去那樣熱烈地希望中國富強昌盛，他認定只有通過西洋的科學與民主之路才能實現這一目標，因而他主張“全盤承受”西洋文化。從這一性格而言，梁漱溟是保持著早年對現代化的那份憧憬，他態度之堅決與陳獨秀等人不相上下。二是作為一個文化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暴露出來的西方文明非人性的負面價值，又使他像“五四”時期其他文化保守主義者一樣，對現代化產生了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