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寂寞鴻儒，強國優種（第4/8頁）

狼煙歲月業余生活貧乏，清華大學的職員們也喜歡打麻將，以致小偷乘空而入竟不知。作為教務長的潘光旦，寫了一封信貼在他們客廳的門柱上，大意是希望他們玩要有“度”。又說：其實打麻將沒有什麽不好，娛樂一下也不錯。我也喜歡打，偶爾玩玩，只是應當找個合適的時間。最後說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不妨找個禮拜天，到舍下摸幾圈如何。他這種幽默的批評，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大家會心一笑。從此，濫打麻將的現象不再發生了。

張元濟：為中華文明“續寫”

張元濟（1867—1959），號菊生，浙江海鹽人。出生於名門望族，書香世家，清末中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後在總理事務衙門任章京。1902年，張元濟進入商務印書館歷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解放後，擔任上海文史館館長，繼任商務印書館董事長。

“此是良田好耕植”

1898年發生的戊戌變法，是晚清王朝最後一次自救的努力，也是最後一次革新的機會。但是，它失敗了。參加、支持和同情戊戌變法的，被殺的被殺，革職的革職。當時的翰林院裏，張謇去辦實業了，蔡元培回老家教書了，原本等著坐牢殺頭的張元濟，因李鴻章相助而幸免。李鴻章將他推薦給盛宣懷，於是他來到了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當了譯書院院長，後來還當了南洋公學的校長。

19世紀末的上海是中國的新學樞紐之所在，新式學堂、學會、報刊、出版印刷機構不斷地從這裏輻射全國。這對於主張以西學開啟國民心靈的翰林張元濟，無疑是巨大的吸引。南洋公學是當時中國少有的設備最完善、人才最鼎盛的高等學府。到南洋公學任職，可以說是張元濟理想的延續。

在張元濟的主持下，譯書院出版了嚴復翻譯的《原富》。這是英國學者亞當·斯密的著作。在100年後的今天，這本書仍然是經濟學的經典著作。

當時，張元濟看重的是英才的培養。他和蔡元培等很多先賢一樣，以培養人才為首要，他們痛感變法維新的失敗是沒有人才的基礎。所以，張元濟在南洋公學期間，創辦了南洋公學特班，這個“特班”，按盛宣懷的說法，就是為中國的將來培養“大才”。特班只有一屆學生，卻出了邵力子、李叔同、謝無量等人。

然而時過三年，張元濟卻做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決定：辭去南洋公學的所有職務，加盟商務印書館。

當年的商務印書館只是一個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場，由排字工人夏瑞芳創辦。張元濟放棄了在南洋公學顯赫的地位，到一個弄堂的小廠裏，跟一個小業主合作，這樣的轉身，時人多有猜測和不解。

直到半個世紀後，因為中風已臥床數年的張元濟用顫抖的手寫了一首詩，告別商務印書館同仁：“昌明教育平生願，故向書林努力來，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獲仗群才。”從詩中，人們讀到了他平生的理想，也讀到這樣一個事實，他是自覺地把商務印書館與中國教育的現代性變革連接起來的。

張元濟走進商務印書館的這一年，清政府頒布了倡導興學的《學堂章程》，後來，科舉也廢除了，這是中國數千年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成千上百的與傳統私塾、書院不同的新式學堂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

當時中國不是沒有教科書，但是都編得不好，一類是教會的教科書，從西方引過來的，對中國的國情不適合；另一類是讀古書出身的老夫子編的，寫得太艱深，也不符合教育學的規律。張元濟認為，教科書的影響關系到一代乃至幾代中國人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的改變，他決定自己來編一套國文教科書。

張元濟編課本的方法很獨特，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而是大家圍坐一起，就像今天開策劃會一樣，每個人都可以說出想法和主張，倘若是被大家公認為有價值的，則詳細討論。討論者從兒童啟蒙的特點入手，由簡入繁、循序漸進。往往因為一個字，大家會爭論得面紅耳赤。每一個點都要討論到所有參與者都沒有異議為止。每完成一篇課文，大家再“輪流閱讀，或加潤色，或竟改作，相互為之，毫無成見”。

1904年，商務版《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出版，被全國各地的學堂廣泛采用。商務印書館的發行所擠滿了爭購的人群。教科書在晚清時候的發行總量占到了全國的4/5，像最新國文教科書曾經翻印過三十幾次，印刷總量達到一億冊，成為那個時代教科書的範本。其他出版機構爭相效仿，再不能粗制濫造而牟利。書肆風氣，為之一變。

在張元濟的擘劃下，商務印書館編寫了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全套教科書，組織翻譯出版大批外國學術和文學名著，其中嚴復翻譯的西學名著和林紓翻譯的歐美小說影響尤為廣泛。編輯出版中國第一部新式辭書《辭源》，開創了中國現代工具書出版的先河。同時出版發行了《東方雜志》、《小說月報》、《教育雜志》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