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甲骨文的發現者（第3/4頁）

在《中國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問題》一文中，他說：“中國的史學家把中國古史看作長城以南的事，長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為精神的界限；要找中國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長城封鎖了。”“總之，我們若把中國歷史看作全部人類歷史的一部分，它比傳統的歷史遠得多。”“我們討論中國歷史最要緊的一點，與過去不同的一點，是我們感覺到，並已證明，上古史的史料除了文字記錄以外，還有另外的來源；由這些來源所得的新材料，已經引導出了不少新的問題，並且已經是一般史家所接受的了。他們必須收納考古學與民族學的資料，這些新資料，不但幫助他們解決舊問題，而且啟發新問題。”

在《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一文中，他說：“中國歷史是人類全部歷史最光榮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體人類歷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輝才更顯得鮮明。把它關在一間老屋子內，孤芳自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他還闡述了新史學家應該達到的四個境界：第一個境界就是地質學家丁文江先生告訴他的朋友的話，他說：“中國境內作現代學術工作，真是遍地黃金，只要有人揀。”這是講要尊重本國的學術資源。第二境界可以說是“百聞不如一見，靠別人不如靠自己”，這是講作為新史學家應該重視從實踐中去獲取知識。第三個境界應該是“寧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不為吾心之所不安”，原始資料遇了這種有勇氣的人，庶幾乎可以相得相輔了。第四個境界，姑稱之為“無用之用是為大用”。這最後一個似含有為歷史學等學術之境遇辯護之意。他最後總結說：“在這一境界中作歷史學語言學的工作，可以說和生物學家地質學家的工作情形是同樣的。”

文物在哪裏，人就在哪裏

抗戰勝利後，李濟以中國赴日代表團顧問的身份，前往日本東京、京都、大阪等地調查戰時被日本掠奪的中國文物文獻。回國後，李濟撰寫了《抗戰後在日所見中國古物報告書》，向有關部門報告。這次調查，追回了周口店遺物、中央圖書館藏經典書籍等重要文物文獻。但是，李濟一直遺憾，沒有找到“北京人頭骨”。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發掘收工後僅18天，“盧溝橋事變”爆發。因為李濟從1934年起接替傅斯年擔任中央博物院（中博）籌備處主任，“史語所”與“中博”向西南搬遷之事，便由傅斯年交與李濟負責。“史語所”搬遷的第一站是經武漢到長沙，在那裏只停留了3個月，因為日機不斷轟炸，決定繼續西遷至昆明。

在搬遷西南之前，考古組發生了一件空前的事：好幾位青年人紛紛投筆從戎，離開了“史語所”。李濟為此心情矛盾：一方面安陽發掘的成績太重要，但研究工作還未正式展開，人員散去了，將來怎麽辦？另一方面，大敵當前，連自己都萌生前線殺敵的念頭，何況這些熱血青年？1937年初冬的一天，在長沙公路邊一個小飯店裏，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全體人員都在這裏喝了餞別酒，送走了尹達、祁延霈、王湘等人。他們大多數後來去了延安，所以這一次分手後他們就再也沒見過面。

從桂林經越南輾轉到了昆明後，“史語所”在這裏安頓了兩年。此間李濟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吳金鼎、曾昭（注：曾國藩的曾孫女，60年代自殺）、夏鼐等從英國返回昆明，成為中國考古界的新生力量。

1940年冬，因滇越線戰事吃緊，“史語所”、“中博”又遷離昆明，到達四川宜賓的李莊鎮。

李莊六年，是抗戰時期“史語所”和“中博”相對安定的一段日子。在李莊還有一段小插曲。一次搬運時，不巧撞壞了一個木箱，裏面的人頭骨和體骨標本全都暴露無遺。當時農民一片嘩然，加之此前有位來自廣東的同事打了條蛇吃以解饞，當地人便傳說這個機關不光吃蛇“還吃人”。後來只好由李濟與所長傅斯年等人出面，邀請當地官員和地方鄉紳座談，再三向他們解釋研究人骨的意義，請他們對民眾做些必要的解釋，這才化解了一場危機。

1941年12月，日軍侵占香港，“史語所”原存香港的文物，全部損失；次年3月，日軍侵占長沙，“史語所”存在那裏的文物也悉告損失，這讓李濟痛惜不已。不僅如此，因為醫療條件太差，他的兩個女兒鶴徵和鳳徵，分別在1939年和1942年在昆明和李莊病逝，鳳徵去世時才17歲。對李濟來說，那真是一段內憂外患的日子。李濟夫婦一生生育了四個孩子，大女兒幼時便夭折，這樣，只剩下了一個男孩子。他們後來把舅舅家的孩子過繼來，取名“光周”，李光周後來也成為一個考古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