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寂寞鴻儒，強國優種

潘光旦（1899.8.13—1967.6.10），江蘇寶山人（今屬上海市）。原名光亶（後以亶字筆畫多，取其下半改為光旦），又名保同，號仲昂，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1927年參與籌設新月書店。著作有《優生學》、《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等，另有譯著《性心理學》等。

“增益民族品性中剛勁的成分”

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開了一門課《中國歷史研究法》，學期末，潘光旦向老師交了一篇讀書報告，梁啟超看後，寫了這樣一段批語：“以你這樣的才華，你研究什麽就會有什麽成就。”

這篇報告就是22歲的潘光旦寫的《馮小青考》，今天這已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經典著作。馮小青是明代才女，但卻紅顏薄命，她的死因後人眾說紛紜。潘光旦借助西方性科學的原理，對馮的死因作了分析，得出了馮小青是死於她病態的“自戀”。這在對“性”諱莫如深的中國社會裏，可謂驚世駭俗。《馮小青考》是潘光旦借助近現代科學理論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剖析的一次實踐，也是近現代國人對這個古老民族人性深處最初的科學探索和思考。

或許是為這個民族前途的憂慮，也或許是個人遭遇的感慨，潘光旦在美國選擇了生物學、遺傳學，並專攻了從生物進化論和遺傳學推演出來的優生學，他同時廣泛涉獵心理學、文學、哲學等領域。

在潘光旦看來，優生學是研究人類品性的遺傳與文化選擇的利弊，以求達到比較優良的人類繁殖方法，可以謀人類之進步。

1926年潘光旦回到上海開始了教書，他在國內創設了優生學課程，主編了《優生月刊》。教書之外，他關注著社會，為中國找尋出路。他認為中國民族在根本上有大危險，中國不缺人，缺的是心理健全、身體健康、資質聰穎的社會分子。一個民族要想富強就要優生，不是數量多少的問題，而是質量高低的問題。他認為，生育孩子不僅是一個家族的使命，更是社會的安危所系。

深厚的文化根底，使他的思想超越了一般的社會學範疇，而是洋溢著重人道的社會理想。他撰寫了大量的著作，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典範之作。他通過家族的興衰，揭示遺傳和環境對造成人的優良品性的重要。他通過對美國、西班牙、古羅馬和中華民族的歷史比較研究，探尋一個民族興盛衰亡的緣由。更重要的是他結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揭示了造成國人特性中所體現出的“私、愚、病、貧、亂”的民族病態的根源，指出要想民族振興，民族衛生、民族健康和優生優育是最重要的出路。

潘光旦從優生學的理論出發，對中國國民性進行了深入透徹的解析——“中國民族有許多弱點，其中最叫人失望的是利己心的畸形發展和利他心的薄弱。”（這是一些憤青們最不願意聽的。）

他在學術上有一種很博大的氣魄，他不願意人們稱中國為“老大之中國”，他說：“如果‘老’字指的是歷史、文化、語言文字，那還可以，假若是指民族，我就不敢苟同了。”他的心中同樣有著一個少年中國，只是這個少年中國發育還不很健全！（這是何等的青春心理。）

可以說潘光旦是在近百年中國裏，最早在科學的基礎上提出“優生優育”的學者。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列強的欺辱使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憂患，有識之士無時無刻不在尋找救國保種的道路。潘光旦先生逝世20周年時，費孝通曾說潘先生一生的學術，最基本的目的是“強國優種”，從德智體三個方面開展研究，希望能提高中國人的根本素質。

潘光旦主張教育應當培養出“士”的情志，平時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危難中體現“見危授命”、“士可殺不可辱”的志節。針對我們民族的弱點，潘先生還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生育節制，生得少、生得優，而且都留得住；增益民族身心品性中剛勁的成分等。

潘光旦認為解決問題的基本途徑不在政治、經濟、社會的種種安排，而在教育。我們“畢竟是中國人，將來是要為自己的國家做些事的。讀洋書與去國外，只是為達此目的而進行的一個手段”。他主張大力提倡通才教育，革除把科學偶像化的教育，重新認識科學的真正性能：存疑而不武斷，寬容而不排斥，通達而不蔽錮。此外，潘光旦還旗幟鮮明地提出“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的觀點。

潘光旦是學行合一的一個人，他不僅讀書和做學問，而且還要使自己的學問和行動能夠直接有益於國家、有益於民族、有益於社會。他刻在自制煙鬥鬥腹上的十二字銘文，其實正是他本人最恰當的寫照：“形似龍，氣如虹，德能容，志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