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

李悝（音魁）又名李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不常被提見的人。《漢書·食貨志》有段記載：

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裏，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裏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日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晦，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入月一石半，五人歲終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

魏文侯在位於公元前424至前387年，所以李悝是孔子和孟子間的人物，他的政策也表現著中國封建制度業已崩潰，各地域間的諸侯組織全民，發動生產的情形。《漢書·食貨志》裏這一段提到以小自耕農作納稅人，注重高度精密耕作（intensive farming），各農家僅有極少的收入，甚或不足，政府切身感到它的命運與上述小自耕農的生存有密切的關系。這些因素，一經透過歷史，成為中國以後兩千四百年立國的經常狀態。

李悝的設施，也創造了一種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的原始風格。社會的發展，不由它自身做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鳥瞰的態度裁奪。為什麽中國的歷史，在先秦就有這樣的特色？我們追究當日背景，至少可以提出片面的解答。

中國的農業，開始於黃河中遊的黃土地帶。黃土的土壤能夠垂直的堆砌，內中保留著很多由下至上的細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夠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質疏松，在農業初興的時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這地區耕耘。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同時在這地區出現無數的初期農業部落。將他們予以有系統的組織者，乃是周朝創業之主的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周公旦。他的設計，以“禮”為依歸。所以有一部《周禮》的著作，至今仍傳說其作者為周公。

《周禮》的現今版本，在公元前後出現時即被斥為偽書。例如銅質貨幣出現於東周，較周公要遲好幾百年，而《周禮》已經提及鑄幣的衙門，還解說政府要經常巡視市場，以糾察物價是否公平，商品是否符合標準。這書裏也提及中央政府所直接控制的領土方千裏，是謂“王畿千裏”。此外每五百裏見方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內的諸侯因距王都的距離不同，他們向中央政府應盡的義務也有差別。其實周都鎬，在今日西安附近，並未向外每邊等距離的拓地五千裏。以當日技術之簡陋，既不能在地圖上精密的確定其疆界，也無從於實地立樁勒石。

《周禮》也提到井田制度，那更是中外學者爭論的淵藪。有些人說每八家各有地一百畝是為私田，其中一百畝是為公田，有《詩經》為證。又有些人稱井田之井為長方形而不是正方形，有些人更說井田整個不可能，全部系杜撰。

我們今日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觀測，《周禮》確在很多地方表現當時行政的精髓，其實際作者是誰無關宏旨。倒是王畿千裏外有九服的一種觀念，卻只用書中一兩句話，就已解釋得明白。其症結則是中國的中央權力，在技術尚未展開之際，就先要組織千萬軍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數學公式，向下籠罩著過去，很多地方依賴理解能力，不待詳細的實地經驗。我自己曾考唐朝均田制度遺下的資料，也看過宋朝財政的數字，以及明朝的統計，回來對井田制度的結論，則是在平地分田割土如切豆腐幹，非不可能，如果確有此種機會，中國的官僚就會按文字行事。可是實際上最理想的辦法，通常也不過將假設的幾何畫案遷就於實地，按情形打折扣，再次之，正方形之井妥協而成長方形，甚至百畝變成七十畝五十畝，八家以七家六家頂著算數，都無不可。總之，有如王畿和九服，其用幾何圖案作理想的標準，不出“間架性的設計”（schematicdesign），這是立法的基點，不是實際考成的尺度。

周朝人之所謂“禮”，也有一種廣泛的解釋。傳統所謂“禮者理也又履也”，若以“背糴”（即鄰國有饑荒，吝不加以糧食接濟）一事解釋，就是所謂“非禮也”，不僅不禮貌，而且不合情理，違反處世的基本原則。

利用這些條件，更通過宗法社會的組織，周朝創造了中國的封建制度。它和歐洲中世紀的feudal 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紀的“幕藩制”有若幹相似的地方。原則上王室不直接統制全民，財政收入也按“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間接交納，層層節制，那土地當然不能買賣，要是土地易主，則根據遺傳的金字塔，如“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的組織，就會整個垮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