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第2/2頁）

季候風與農業的關系，也促使中國在公元前趨向統一。中國農產區的雨量，80%出現於夏季三個月內。季候風由菲律賓海循西北方向吹來，有賴於由新疆方向自西至東的旋風（cyclone）將這氣流升高，才能將溫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結為雨。這樣一來，下雨或不下雨，全靠兩種氣流適時適地的聚會。要是它們經常在一處碰頭，其地必有水災；反之即有旱災。《史記·貨殖列傳》裏說，“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饑”，已經表現出中國初期農業的艱難。姚善友從《圖書集成》及其他資料統計，中國在民國前2270年，有旱災1392次，水災1621次，見於官方的報告（此外尚有蟲災，如“蜚”如“螟”，經常見諸《春秋》）。到災荒時，鄰國如不加接濟，是為“阻糴”，即可能發生戰事。各諸侯可能因婚姻細故、個人恩怨及擴大地盤的野心而動兵戈，參與的人民則更因饑荒所迫而活躍從事。上述的葵丘之會，也有“無遏糴”的彼此保證。《左傳》記載因糧食問題發生的爭執其著者有如公元前720年，鄭國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647年晉國發生饑荒，秦國予以接濟。次年秦國發生饑荒，晉國不感恩圖報，反而阻汆。因此兩國發生戰爭。敘事的時候，《左傳》也提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這次戰爭，秦國勝利，俘虜晉侯。恰巧次年晉國“又饑”，秦伯再加以接濟，並且說：“吾怨其君，而矜其民。”還有很多戰事，書中未敘明原因，根據我們現在推想，類似爭執必然不少。

從春秋到戰國，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國與國間的沖突。根據周朝以前的規定，各國不能隨便築城設防。但這幾百年長期的擾攘，卻大開各國違“禮”築城之門。有關的鄰國，則因對方設防而備感威脅，更要先發制人。凡此種種設施，都增加中央集權的趨向。過去通過貴族的間接管制，像歐洲騎士樣的職業軍人都成往跡。現今則只有全面動員，履畝征賦。而且大國控制資源愈多，對賑災恤鄰更有效，參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並。春秋時楚國和隨國沖突，一大一小即有“隨民餒，楚之贏”的說法，戰國的時候，梁惠王語孟子，“河內兇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兇亦然”。經過如此的措施，他就覺得他的地盤應當擴大，人口應當增多。梁惠王個人的希望沒有達到，他的想法卻有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競爭之後，小國無法生存，因而有趨向整個統一的趨勢。始皇滅六國的期間，公元前243年“蝗蔽天下”，前235年“天下大旱”，前230年和前228年均是“大饑”，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嬴政又稱自己的功勞為“墮壞城郭”和“夷去險阻”，也就是全國對內不設防，食糧全部流通。這樣才能“賑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極”。由此看來，再參閱戰國以降戰事的慘烈，和《孟子》經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雲霓”，“途有餓莩”，以及“兇年饑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更感到我們無法責罵秦始皇，雖然我們無從贊同他焚書箝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動殘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無從“褒貶”之余，我們只好強調中國在公元之前統一，而且自嬴秦之後，以統一為正軌，實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撐著。

還有一件事，我們無法忘記，即秦始皇是歷史上“萬裏長城”的首創者。這是嬴政統一中國之後命蒙恬率兵三十萬，收河南、伐匈奴，在團結對外的條件下，全面築城。此舉更表示他的極權政治，有實際的需要。這一事可以留著下面再說。